济民场，位于滦南县南部沿海的古盐场，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置，是当时永平路所属的北方四大盐场（济民场、惠民场、石碑场、归化场）之一，为滦州所辖。其范围是：南至渤海，北到倴城，东抵刘家河口接石碑场，西至曾家湾（今属唐山市曹妃甸区）与越支场相连，海岸线长达65公里。
　　滦南县沿海一带，自古就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盐产区，历史悠久，《汉书·地理志》就有“辽西有盐官”的记载。北魏永熙元年（532年），沿海开始大规模置灶煮盐。五代时期，在沧州设置盐运司，因沧州又称长芦镇，故北方沿海所产海盐均以“长芦”名。济民场当时是长芦盐场的一部分。辽代，置榷盐院于香河，“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洋……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辽史·食货志》）。金代，境内的制盐业进一步发展，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设沧州、宝坻等七处盐司，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解盐，马城县成为当时北方盐业调拨转运的中心。元至元二十四年置济民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滦州设四处盐局，济民场乃其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三义沽、芦台、越支三盐使司，当时所辖的22个盐场，济民场是其中之一。
　　明代，长芦盐场发展到24个。因盐场人员缺乏，于隆庆三年（1569年）“奏准盐场二十四并为二十，南司九场，北司十一场”（ 清《盐法志·场产门》），济民场为北司派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济民场有灶户63家，灶丁433人，其生产规模和产量逊于越支、石碑等场，故定为下等派场。
　　清初，又将20场并为10场，济民场在焉。顺治五年（1648年），济民场盐坨修筑公垣（即土围墙），由场官派员专司启闭。凡灶户所产之盐，俱水运堆储垣中，商人凭票证进坨缴引领盐，盐行滦州各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政府清查长芦盐务，定海盐场灶额限，诏以其统计数为准，续生人口永不加赋。时济民场灶丁原额38户，645丁，总人口9867人；灶地266顷84亩，草荡地19顷84亩，额锅170口。场设大使一员，官秩正八品。大使署归青州分司治下，管理场内灶丁，负责征解将天津府盐捕通判移驻盐课等一应事宜。雍正十年（1732年），根据巡盐御史鄂礼奏疏，将天津府的盐捕通判移驻越支场，专管济民、芦台、越支、石碑、归化五场盐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越支场设蓟永分场，分司官署驻宋家营（今属唐山市丰南区）。济民场时有额定灶户38家，灶丁645人，灶地311顷36亩，草荡地19顷84亩，煎锅171口。宣统三年（1911年），济民场改煎为晒，所属盐灶俱废，于蚕沙口开筑盐滩七副半，相距二十余里，每滩占地二里余。计有盐滩33100亩，产盐4360引。1912年（民国元年），蓟永分司撤销，济民场为长芦盐运使司直辖盐场，并裁济民场大使，改设场务所。次年，国民政府废滩限产，济民场因交通阻滞、规模较小等原因，遂归并济民渔盐局所辖，由石碑场节制。济民场旧有三坨三堡：东为青坨，中为孙家灶坨，西为十九圈坨；堡亦分东、中、西。有灶房8间，煎滩8处，草荡地4处，即大泊口、刘家河、孩儿井、兔儿头。设分店15处，跨店12处。
　　元代，济民场设司令一员，司丞一员。明代，设济民场大使署一员，官秩正八品，隶长芦蓟永分司属下。大使署初设崔各庄，后移至柏各庄。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的历任济民场大使署姓名无考。道光二十一年济民场大使署朱毅章，同治六年（1867）蒋嘉泉，光绪二年（1876）管之金，光绪十一年（1885）方恭钺，光绪二十一年（1895）鲍鼎烜。1912年大使署撤销，设立场务所。1913年并入济民渔盐局管辖。
　　济民场制盐的方法有煎和晒两种。清宣统三年以前都是用锅煎制。煎盐需要大量柴草，因此每年秋天灶丁都要采积大量柴草，主要是芦苇。海边生长芦苇的草荡均为官地，草荡生长的芦苇专供煎盐，禁止私人垦樵。煎盐首先要制卤，卤为产盐之母。制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筑盐坨，乘潮取水，日晒成卤，由引潮而成的为“晒卤”；一种是由刮土淋灰而成，十一月间，凿冰窖藏之，春暖以后，用其水淋卤，这种卤叫“淋卤”。卤成后要试卤，将莲子投入卤中，沉而下者为淡，浮而横侧者为半淡，用锅煎之则耗薪；浮而立于卤面者，乃为好卤，以锅煎之，可顷刻成盐。卤入锅用火煎将水分蒸发，达到沸而凝聚，叫做起楼；再加温卤，叫做搀汤；再加入皂角，顷刻即结晶成盐。煎盐每十二时为一伏火，每伏火煎六锅，每锅得盐百斤左右。至于积灰，则以年久者为良。卤水浸润，其成盐尤多。久旱则潮气下降，土燥而盐不生花；久雨则客水浸淫，亭场沾湿，晒之反至销蚀。故以灰取卤，必雨晴时，若而盐乃丰也。因煎盐法成盐周期长，人力、物力消耗大，故被以后先进的晒盐法所取代。
　　晒盐，灶丁在近海滩涂预挖土沟，待涨潮时海水灌入。并于沟旁竖筑晒池九层或七层。潮水退后，两人绳系柳斗，将海水汲入最高一层晒池中，注满晒之，含盐度增高，然后放入第二池中，再将最高一层晒池注满海水。以此类推，从最高层逐层放至末层，含盐度一层比一层高。投石莲试之，待晴好天气，用木耙将结晶盐耙起，堆在晒池旁。堆积多了，用泥土将盐堆覆盖封存，等待运销。由晒而成的盐，呈颗粒状，名“颗盐”；由煎而成的盐，为粉末状，名“末盐”。
　　盐的运销，历来为统治阶级所垄断。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首创了盐为官属的先河，因而“获成金无算”，“遂成霸业”。汉武帝时，大司农桑弘羊提出国家“尽管天下盐铁”的主张，并设盐铁官管理运销，形成了“民制、官收、商销”的管理格局。“销盐有定地，配盐亦有定场。”
　　“配盐”是盐运销的必然环节。盐商入场配盐前，先将盐席箔成仓运往盐坨暂存。盐坨分内坨和外坨，商家的盐包到齐后，先置于外坨，这些未经过掣的盐叫“生盐”，不能运销。商家必须到运司请示报批，叫“告掣”。济民场的盐由蓟永分司派人到盐坨“过掣”，即由批验所查点盐引数目，“以察溢斤夹私之弊”。当时蓟永分司下设两个批验所：一为芦台批验所，驻汉沽；一为张灵批验所，驻张庄子。检查过后的盐运入内坨，称“熟盐”，熟盐方可运销。各州县每年销盐数量均由官家下达指标，以引做计量单位。每引盐重量历代则不尽相同。明代，每大引重400斤，折二小引，每包200斤，外加包索5斤，后增至80斤，计一引285斤。清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每引为300斤，自此“永为定制”。
　　因盐课是历代统治者的重要财政收入，因此备受重视。长芦是全国仅次于两淮的大产盐区，尤其是每年数十万两白银的盐课，直接与国计民生攸关，故制订了一系列有关盐税和缉私的法令。
　　盐课分“场课”和“引课”。场课中有分灶课、滩课、锅课等。长芦运司还新增“边布”。边布始于明代，灶户按丁纳盐，商人纳票于边，给银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运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征银三钱，是谓边布。
　　灶课银的奏报和缴纳，每年由灶丁所在州县负责征收，解交运库。因灶地常有变迁，故灶课每年不等。清朝中叶，每年从济民场征灶课银425两4钱，遇闰年加银4两3钱4分，另征灶丁白盐5962斤8两；灶课还包括草荡、灶地和新增边布。每年征济民场草荡课银41两6钱6分、灶地课银246两9钱6分8厘、新增边布银229两4钱1分3厘3毫。
　　锅课，按盐场的锅数定额征收。每年征锅课11两5钱5分。
　　杂课，是为解决入不抵出对盐课的层层加码。清代，主要杂课有京山银、白银折价及各种牙贴等。
　　征收盐课刑法极严。元初，盐税极重，盐民连最基本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因官府“鞭笞逼急，田野为之骚然”。明代，官府征收盐税更加苛刻，“盐课催征，急于星火”，弄得“市野惊惶，妇子涕泣”。清朝政府为改革明王朝遗留的对灶户“加派迭增”“户口锐减”“商逃课缺”等弊病，采取了一定措施加以安抚，但仍未能革除时弊，而且盐课有增无减。清朝规定：“灶户内有倚恃贡、监生抗税不完，欠八分以上者，俱革黜为民，责四十板，枷号二月；欠五分至七分以下者，俱革黜为民，责四十板，枷号一月”（清《盐法志·场产门·灶丁》）。可见，清代盐法也相当严格。
　　为保证盐课的征收，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厉的缉私法，明令禁止私煎和私卖，并设置专门机构严加管理。如金代，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丰润县旧称），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惟盗贩私煎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金史·食货四》）。元代盐法规定：“凡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付告人充赏。犯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财产之半；有首告者，于所籍之内以其半赏之。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以其盐之半没官，其半赏告者”（《元史·食货二》）。明永乐年间规定：“卖私盐者处绞刑，知情不报者，杖一百，充军”（嘉庆年间《长芦盐法志》）。清代规定：“凡贩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两千里盐徒）。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领牙人及窝藏、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非应捕人告获者，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赏。有能自首者，免罪。”（清《盐法志·缉私门》）。
　　为强化缉私手段，还专门派驻军队弹压。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招募新兵500名，成立盐巡营，分配给丰财、芦台、越支、海丰、严镇五场，并设长芦缉私总、分各局。宣统三年（1911年），将盐巡营改为缉私营，招募新兵1000名，骑兵300名。1928年，将缉私营改为缉私队，两年后又改称税警队。1937年又改称盐警队。盐警队分驻各卡要隘，缉捕私贩。尽管如此，并未给劳动人民及灶民带来好处，相反，使许多官吏以缉私之名，乘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
　　历代统治阶级虽然非常重视盐课，但却从不关心盐民的生活状况。明、清两代规定，灶丁从15岁至60岁应役。盐民劳动之繁重，收入之低微，生活之艰辛，在庶民中尤甚。
　　古代，盐民多为被朝廷流放的罪犯，后加入“灶籍”，世代因袭。宋代，社会地位低下的有“三籍”，即军籍、匠籍和灶籍。其中灶籍就是盐民，是三籍中地位最低的人群。
　　济民场的灶民生产生活环境极为恶劣。沿海滩涂斥卤不毛，灶民到海边来煎盐，搭起临时窝棚，夏不避风雨，冬不避严寒。吃穿所需，要去数十里外购。制卤熬盐，异常艰苦，从春到夏，灶火不息，人不得歇。即使是冬季，还要割苇拾草，以备来年煮盐之需。
　　明代长芦盐运使郭五常的《悯盐丁》诗，就道出了盐民的生活惨状：
　　煎盐苦，煎盐苦，濒海风霜恒弗雨。
　　赤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
　　借贷无计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亡五。
　　晒盐苦，晒盐苦，水涨潮翻滩没股。
　　雪花点散不成珠，池面平铺尽泥土。
　　商执支牒吏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
　　儿女呜咽夜不饮，翁妪憔悴衣褴褛。
　　古来水旱伤三农，谁知盐农同此楚。
　　我欲挽回淳古风，深渐调变无私补。
　　且以仁煦摩，且以义鼓舞；
　　勿使心如墨，勿使政如虎；
　　中和一致雨赐时，煎晒应无当时苦。
　　明代刑部侍郎彭韶在《上盐场图诗略》中这样写道：
　　“臣近履盐场，始识其概。粮食无足，安息无所，未免预借他人。所得课余，急还债主，艰苦难以言尽。小屋数椽，不蔽风雨，粗粟粝饭，不能饱餐，此居食之苦也。晒淋之时，举家登场，刮泥汲海，汗流如雨，隆冬砭骨，亦必为之，此淋卤之苦也。煎煮之时，烧灼薰蒸，蓬头垢面，不似人形，酷暑阴晴，日有课程，前者不足，后者复来，此征盐之苦也。客商到场，无盐砥价，百端逼辱，举家忧惶，此配盐之苦也。疾病死伤，尤不能堪，逃亡则身口飘零，复业则家计荡尽，去住两难，安生无计。”
　　两位封建官吏将盐民的生活状况反映的如此淋漓尽致，读后令人倍感心酸。
　　现在滦南县境内的边庄子（即边家灶）就是当时济民场的煎盐之地。
　　济民场在繁荣地方经济，方便民众生活，促进同外地的贸易往来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其辉煌业绩应载入史册，传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