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上)
来源:未知 时间:2014-01-09 08:43:39
浩荡滦河,以波澜壮阔之势,过草原,穿燕山,一泻千里,直入渤海。渤海,古代称东海的一部分为渤海,《齐都赋》云:“海旁曰勃,断水为澥也”。渤海由此得名。
渤海,是中国最北的近海,亦为中国最浅的半封闭性内海,旧时小说多称北海。她三面环陆,与辽、冀、津、鲁相邻,东有渤海海峡与黄海相通。海峡南北有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钳形扼守。渤海南北长约556公里,东西宽236公里,总面积7.7万平方公里,由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和中央盆地组成,平均深度约18米。地势由沿岸向中央和海峡倾斜,地形单调平缓。海底分布有古海岸线和古河道残迹。
渤海为中、新生代(2.5亿年—180万年)沉降盆地,基底为前寒武纪(40亿年—6亿年)变质岩。第四纪(248万年—180万年)沉积物厚达300—500米。第四纪冰期以后,世界海洋面普遍升高,海水由黄海经渤海海峡进入,淹没了中央盆地中的河湖、洼地和平原,形成了渤海。晚更新世(15万年—2万年)期间,渤海处于低海平面时期。到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2万年—7500年)时期海平面约在今海平面以下140—150米。距今7500年左右,是末期冰期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并于5000年前达到高海平面时期。此时的海岸线已上升到今胥各庄、大佟庄、胡各庄、乐亭城关、刘合庄、团林、大蒲河一线。到距今200多年的清乾隆时期海岸线退到现代渤海海岸的位置。
渤海大陆海岸线2668公里,有天津、唐山、秦皇岛、葫芦岛、营口、大连、烟台、黄骅等13座环渤海城市,拥有渔业、海盐、石油、港口和海上景观等五大优势资源。千百年来,沿海民众依恃这些优势资源,创造了有特色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形成了宽广的开放胸怀和勇敢冒险的人文精神。近年来由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崛起,创造了渤海文化新的华章。
滦河与黄河、海河、辽河是流入渤海的四大河流之一。滦河沿海流域地处渤海西部北岸的海湾地带,西迄天津市蓟运河入海处北塘,东至秦皇岛市昌黎县的饮马河口大蒲河。海岸线长约430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长约304.3公里,岛屿海岸线长约125.7公里。自西而东注入渤海的主要河流有蓟运河、陡河、沙河、双龙河、小青龙河、溯(泝)河、小青河、大清河、二滦河、滦河、七里海泻湖(支流有赵家港沟、泥井沟、刘坨沟、刘台沟、稻子沟)、饮马河(支流有贾河、东沙河、小黄河、沿沟等)。与之相关的渔港有北塘(蓟运河入海口)、芦台镇(即海口镇,蓟运河与平虏渠交汇处)、涧河(陡河入海口)、黑沿子(沙河入海口)、嘴东(南堡、双龙河入海口)、高尚堡(小青龙河入海口)、西河(溯河入海口)、大庄河(小青河入海口)、大清河(捞鱼尖,大清河入海口)、浪窝口(二滦河入海口)、滦河口(兜网铺,滦河入海口)、新开口(又名兴隆口,七里海泻湖入海口)、大蒲河(饮马河入海口)。
滦河源自塞外,是连接燕山南北、长城内外、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纽带。渤海为北方最大内海,是贯通中西方文化和我国南北方文化的交汇处。山河相依,河海相通,孕育产生了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
一、河海水运
《尚书·禹贡》记:“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史记·夏本纪》记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这里,碣石即位于滦河左岸之碣石山,河指黄河,海指渤海)。两书所记是同一件事,但《史记》作者司马迁改了两个关键词。一是将“岛夷”改为“鸟夷”。这种改正应该是正确的,因为鸟夷是东北以鸟为图腾的一个部落,东北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岛屿生存和形成一个岛夷部落。二是将“入河”改为“入海”,这也改得合情合理。鸟夷进贡走水路必先经过渤海,再进入黄河而上到达中原。综上所述,《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所记的意思是:生活在东北的鸟夷部落的贡品是皮衣,在碣石山东侧的渤海西岸入海,走水路向南而西,进入时在天津南部的黄河而上到达中原。这应是渤海水运的最早记载,时间当在距今4100多年前的大禹时代。
(一)海洋运输
据史料记载,东晋咸康六年(340年),后赵王石虎谋伐前燕慕容氏(活动在辽西及滦河流域),“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兵满50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今乐亭救阵)”。这是从今天天津北塘(蓟运河口)与乐亭救阵之间的海上运输之始。
隋唐时代,对高丽屡次兴兵(隋朝3次,唐朝4次),水路多是从山东登莱(今莱州,一说掖县)运粮物至北塘或芦台镇(即海口镇),再由北塘或芦台镇海运至濡水(滦河)北上达马城、平州(今卢龙),使滦河水运异常繁盛。
《永平府志》载:“金天会三年宋天禧五年(1121年),宋兵三千海道入滦破九寨,杀马城县戍将军节度使图尔噶,取其银牌、兵杖及马而去。”
元代,鉴于京城大都(今北京)远离江南富庶之地,上至官府,下至军民,无不依赖江南粮仓,加之陆路匪患频仍,故大兴舟楫之利,河海联运并行。当时海运北方路线有四:一是入天津直沽经潮白河入通惠河到大都;二是入蓟运河到蓟州永平;三是海运芦台(今宁河县城),再经黑洋口、蚕沙口进入滦河而达滦榆(滦州、榆关);四是海运芦台再经海域北上至辽东。并在渤海湾北岸设涧河口、蚕沙口、蒲台河等7处水运驿站。元时海运达到极盛。
明代海运承袭元制。滦河流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为明廷防御东北方向入侵的大本营,军需粮饷大部由河海联运来完成。整个洪武年间,海运连年不断,每年运量约百万石之巨,这些物资主要是供应永平卫及附近的山海卫、抚宁卫等卫所和长城诸多关隘戍军。明代中叶,由于倭寇的侵掠,大规模的南粮北调改由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再由京城部分转运京东长城边防及十大卫所。每年从山东、河南等地运粮30万石,其中18万石中的10万石改拨丰润仓接收,以备海远卫官军支给。
万历年间,后金(清)崛起。为抵御外侮,四十六年(1618年)始,再次通过海运饷辽东。先后开通了山东登州至辽东盖州和天津至乐亭海运航线。后因明军节节败退,扼守山海关及长城一线,一切军需粮饷的转输改由登州直接海运乐亭刘家墩的滦河入海口(今长河),溯滦河至银夯柳仓(今汤家河)交卸,转河船经马城、滦州达永平府西门外,盘入永丰仓。当时,仅山海关兵丁有7万,境内外总兵力共40万众,每人月支五斗,计84万石;春秋两班防军各2万7千人,合8万1千石,共92万1千石。此外还有饲马的豆料等。如此庞大的军需粮饷全部由船载完成,足见当时滦河水运之盛。这一海上漕运线,虽以军运为主,也招来大批商船往返于河海经商贸易,从而使乐亭、滦州、永平及周边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清代,长城内外一统,海域运输日渐萧条。“洋务运动”后期,乐亭、丰润沿海与东北、山东、天津等外埠的商贸关系日趋增强。玉田的白菜、苇席,迁安的桑条、板栗、毛边纸,丰润的猪鬃、海盐,唐山的煤炭、水泥等产品大量向天津、营口、烟台、大连等商埠输送;东北的高粱、大豆,天津的日用百货,纷纷由蓟运河、滦河、清河、陡河涌入滦河流域,使一时消沉的海运业再度兴旺起来。
从天津、大连等商埠来的装载上万斤货物的渔船,运集于大清河、甜水沟、小港、涧河、西河(泝河口)等港湾,促进港口粮行、货栈、船坞、仓房、餐饮等服务设施大量兴建。鼎盛时期仅大清河口就有粮行、货栈、店铺、钱庄等服务业数十家。但随着沿海港口受河道泥沙的淤积而潮平水浅,不利航运,加之与内地交通不便,使海运渐趋萧条。到十九世纪末期,开平煤矿所产煤炭,多赖秦皇岛港口外运,沿海除盐运外,其他海运日渐荒废。乐亭境内的大清河盐场,由于陆路交通不便,产品外运则以海运为主,由大清河口驳运外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仅1943年,日寇就从大清河运走食盐20多万吨。
滦河沿海流域也是国防前沿。英国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先达广东、福建沿海,7月以后沿海北犯,8月11日,8艘英舰攻占大沽口向清廷施压,停留20余日。这期间英舰自白河口沿海海岸向东骚扰,窜到今唐山海域。据记载,两艘英舰3次泊于黑沿子(今属丰南区)海面,英国士兵曾登岸“乞买食物”。由于当地军民严密防范,英军未能乘虚而入。另据《昌黎县志》记载,当时“忽有夷船入浪窝口”。浪窝口时在昌黎县,今属乐亭县,为滦河的主要入海口,说明英军曾到过乐亭沿海侵扰。清廷急忙调兵到唐山沿海设防,调乐亭营官兵43名,古北口官兵240名,提标兵200名,在清河口、臭水沟(今乐亭境)设防。9月初,英舰撤离白河口,渤海湾紧张局势才有了缓和。第二年即1841年,清廷派僧格林沁部署天津至山海关一带防务,包括唐山沿海在内的各海口,开始建立炮台;从吉林、黑龙江调官兵400名在翔云岛、汤家河(乐亭县境)等地驻防。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共同出兵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攻陷大沽、天津,向东侵扰唐山沿海。为遏阻英法内犯,僧格林沁至乐亭查视海防,邀乐亭举人史梦兰出办团练。梦兰出私财募练乡勇一百数十人,昼夜巡逻,乡里赖以安居。海防解严后,被保加五品衔。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侵扰中,沿海军民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渤海文化的精神内涵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滦河流域沿海海运仅余盐运,大清河口是当时唯一的海运港口。为解决大清河盐场的海盐外运,设有驳船码头,有3个3000吨级泊位,年外运能力56万吨。
(二)河流运输
滦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放荡不羁,是一条著名的“浪荡河”。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蓟运河、沙河、双龙河、小青龙河、溯河、小青河、大清河、葫芦河(滦河故道)、饮马河等都做过滦河的入海通道。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才定位于乐亭、昌黎两县间之兜网铺入海而沿续至今。
滦河流域沿海河渠众多,水源充沛,河海贯通,历代舟楫十分便利,漕运历史十分悠久。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为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北上征伐三郡乌桓(辽西蹋顿、右北平乌延、辽东苏仆延),征调大批民工开凿平虏渠、泉州渠,沟通了黄河、海河的同时,又由盐口关(今宝坻县)始,挖掘了一年,长约300华里,“东至乐安亭(今乐亭)南濡水(滦河)汇而入海”(《资治通鉴·汉纪》)的新河运渠,为曹操东征乌桓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河的修建,沟通了域内诸河,初步形成了蓟运、滦河(濡水)两大水系的运输网络,对发展水运、促进农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新河运渠因长年失浚淤塞,仅运行了一百余年,便于东晋初年废运。
1、滦河水运
史料记载,滦河水运始于汉末建安十一年(206年),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78年,历时近1800年。
东晋咸康六年(340年),后赵王石虎谋伐前燕慕容氏,具船万艘,从北塘运谷一千一百万斛至乐安城(今乐亭县救阵),由此开始了滦河海运。但大规模水运则在隋唐以后。
隋炀帝大业年间,先后三次征伐高丽,水陆并进。炀帝命令在山东登莱(今山东莱州,一说掖县)造船300艘,经天津、唐山海域漕运辽西。
唐初,李世民父子四次东征高丽,境内成了军事后勤供应基地和水陆交通枢纽。武德元年(618年),滦河支流二滦河通水运,漕船由山东登莱抵漂渝津(今天津海口,即芦台镇),然后泛海入濡水(滦河)上行至新桥(今马头营)、马城、平州(今卢龙)等地,并通达青溯(泝)二河流域。开元十八年(730年),滦河水运大兴。唐设马城为通水积粮之地,致沿河乐安亭(今乐亭)、黄名隹、偏凉汀等城镇、码头进一步繁荣起来。此外,时因水运平州有海路风险,故唐代官方规定幽州(今北京)至平州须经由桑干河经蓟运河入海,再沿濡水(滦河)上行至平州。
元初,忽必烈在滦河上游开平城即上都称帝,故多次疏浚滦河河道使其畅通无阻。至元十九年(1282年)平(卢龙)滦(滦州)军民造船2000余艘,泊集偏凉汀投入水上运输。同年10月,设置大都(今北京)至平滦、平滦至瓜洲南北二漕运司,使江淮地区与渤海滦河水运南北联系起来。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命北京宣慰司修滦河道;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八月,奉命整治滦河的姚演向朝廷进言:“奉敕疏浚滦河,漕运上都,乞应副沿河盖露困工匠什物,仍预备来岁所用漕船五百艘,水手一万,牵船夫二万四千。”如此漕运规模,使“四方之商卖与百工之事”和“奇货用物”充满开平(上都),可见当时滦河水运的繁忙。
明代中后期,滦河下游地区战乱不断。鉴于域内永平地区北倚长城、南临渤海,故有“神京肘掖”“两京锁钥”之称。明廷除在长城要隘驻重兵把守外,以永平府为重心的十大卫所,兵力多达20万人骑。其军需粮饷由山东海运入滦河供给永平已成定制,使滦河水运达到顶峰。据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永平府志》载:“马城南八里至暖泉即运粮故道,暖泉即青河源头,自暖泉至新桥海口不及百里,河水通流,自新桥下海西至黑洋河口百三十里,又西至大直沽百二十里,二百四五十里间,顺风一昼夜可到。”当时,新桥镇(今马头营)、柏树庄(今滦南柏各庄)、涧河等沿海城镇已成为水运的重要码头。滦河水运虽以军需粮饷为主,却也汇集了大量行商船队往来于蓟、莱、辽、滦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加之朝廷屡征民夫挑浚滦河及其支流航道。在解决军队粮械供应的前提下,活跃了长城内外的物资交流,促进了域内农桑经济的发展。
随着明亡清立全国一统,滦河军运日益萧条,而民间水上贸易却从未中断。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廷在承德兴建避暑山庄,所需物料,大多从海路进入滦河,逆水上行运抵承德。《滦县志》载:“至于水路,惟滦河可通二三人之小帆船,一切货物均能载运,北通口外,南达乐亭海口,上下船均集于偏凉汀东门外、马城等处,多时停泊五百余支。”
清代末叶,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海上门户洞开。京津等地日用百货、布匹及舶来鸦片等大量涌入,域内土特产如干鲜果品、海盐、猪鬃等也向外埠输出。由天津、大连、烟台等地来的五桅、七桅装载上万斤的船只,云集大清河口、甜水沟一带,由滦、清河上溯至马头营、会里、汀流河等水旱码头,然后转运域内各地及内蒙古等地。据载,19世纪20年代初,滦河及其支流计有民船2800艘,来往于滦河口至滦州、永平的民船即达930艘之多。其中,上行船多以装运食盐、日用杂货等为主,下行船则以载运木材、石料、干鲜果品为大宗。这种盛况一直延续了近40年之久。
民国初年,直隶省内河、行轮局曾拟开辟滦河轮船客运,终因航道险恶而作罢,但传统的民间运输依然不衰。时上行货物中,煤炭运输量是逐年增加之势;下行仍以木、药两材为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军攻占热河及河北东部地区。1933年5月,滦河流域陷入敌手,滦河水运遭到破坏,民船数量骤减至1350艘,通航里程缩短到200公里左右。
1941年,侵华日军为开发柏各庄稻田资源,从滦县王家法宝凿河引水,导致滦河水位大减,使滦河水运每况日下。1943年,日商组织“国际联运公司”在滦县设“船运组”,雇佣零散船只和400余名装卸工,时全线仍有木船千余只。次年,航运公司归属日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垄断了滦河客货水运业务,但在人民武装的不断袭击下,船只经常不敢出航。1945年日本投降后,株式会社解体,船家转回个体经营,水运状况稍有起色,至1948年唐山解放前夕,滦河水运木船尚有400只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滦河尚有私人船只432艘,108个吨位。唐山运输公司协同华北民船委员会唐山分会,本着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恢复水上运输的精神,于1952年组织迁安、迁西、滦县、乐亭的零散木船,将滦河水运纳入计划管理轨道,并贯彻实施了“三统政策”,由各县水运栈分别掌握业务与分配。1955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滦县航运社”成立,时有木船250只。1956年航运社易名为航运小组,有国营和集体木船200多只。航运区间上至承德下板城,下至乐亭甜水沟。1958年,柏各庄农场输水干渠修建渠首工程,使下游水位下降,加之铁路、公路交通方便,造成水运业务清淡。1959年,迁安交通局设立航运股,在兴城、罗家屯等建立办事处,统管区段水运事宜。1960年,滦县航运小组仅余木船8只,至1963年,整个滦河水运仅有木船80余只。1968年,滦河水路成立了船运队,航区只限于洒河桥至滦县之间,营运量很小。1974年,潘家口与大黑汀水库先后施工,滦河上游水道严重淤浅。至1978年,滦河与洒河桥航运分站先后撤清。至此,滦河水运全部结束。
2、蓟运河水运
蓟运河古称鲍丘水、运粮河等,全长320公里。
蓟运河水运始于汉末,魏公曹操由宝坻泃河开凿新河运渠,首次沟通了濡(滦河)蓟两大水系的漕运交通。据《畿辅通志》载:“蓟之行运肇于唐,而实因魏武征蹋顿、氵黎 口所导之。”
唐初,因屡次向北用兵,蓟州(今蓟县)、平州(今卢龙)以及辖区全境系唐军后勤供应基地,大量来自江淮地区的军需粮饷经隋代开凿之京杭大运河漕运军粮城(今属天津),出直沽海运北塘(蓟运河口),再上溯渔阳饷平州东路。自此,蓟运河成了南北漕运的中心枢纽,历代久盛不衰。故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后出塞》中有:“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米来东吴”之诗句。
宋辽金对峙时期,辖区沿海盐业大盛。除满足本国需求外,还作为宋辽互市的大宗物资,通过蓟运河转输宋境,导致了北盐南运之势。为此,政府设置了漕运司,制定水路费用统一价格。加之宋辽金之间频繁的纳贡、朝觐、礼贺等活动,致蓟运河水运较前代有增无减。
元明两代,蓟运河系南北水运主干河道之一,尤其是明代,辖区地处边陲汛地,除长城诸多险关要隘屯兵设防外,还设有十多卫所。因此,朝廷在北塘海口重新开浚新河,蓟运之称始定。同时,浚还乡河于鸦鸿桥,造丰润运粮仓储;天顺四年(1460年),开凿氵黎 河故道,以通石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再度挑浚还乡河道,转运太平寨等边防寨、路军饷,在北济庄、张官屯、鸦鸿桥特设三闸以潴水。同时,鉴于蓟运河水运之盛,明廷诏示每三年一疏浚蓟运河主航道之定制,以确保其水量充沛,航行无阻,从而造就了窝洛沽、鸦鸿桥、新安镇、长沿、小河、石臼窝等沿河码头集镇的经济繁荣。
清代,蓟运河水运地位虽较明代逊色,但仍系京畿地区主要运输干线,清廷曾数次修浚沿海各段河道,以利南北交通。康熙三年(1664年),清王室在遵化县昌瑞山修建东陵,前后工期达200年之久。工程除每年征用成千上万的陵工、匠役外,来自云、贵、川等省的珍贵木材、山东的澄浆砖、江苏的金砖等建筑材料以及陵寝官兵的粮食供给,均需总集天津海口(即芦台镇),入蓟运河抵蓟州城南五里桥,然后牛马陆运建陵工地。庞大的建陵工程,所需建材之多已无从查考,据资料记载仅额定“陵寝官兵人役及绿旗兵丁,一年所需粮米共三万零六百石,将山东转漕粟米照例截留,以原船运自天津至新河口,自新河口拨天津红驳船百五十只,运至蓟州五里桥”,故“蓟州城内建有常平、预备、永盈、喜雨四仓共一百一十间,仅常平仓三十一间即可贮谷一万四千石。”同时,玉田、遵化、丰润等县均有陵工仓,贮谷万石,供其拨运。
蓟运河源高流繁,河道曲回迤逦,泥沙淤积严重,致漕船多有搁浅或停运。据《畿辅通志》载:“自下仓以上至五里桥止,淤浅三十五处”。清廷曾屡派要员勘察河道,并多次挑浚,同时改为分段截漕拨运之制。但终因淤塞过重,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河道淤浅难行,兼山水暴发漂没军船七只,经总督方提请,将截漕运拨之例停止,改为陆运。”自此,蓟运河官办漕运宣告结束。但民间水运仍未停止。至民国年间,载重10万斤的商船仍可沿还乡河上溯到蛮子营村,经营航运的船不下百余只。这些船把玉田、丰润等县生产的土布、苇席、粮食、山货等土特产品运往芦台、汉沽、天津等城镇,返回时把各种日用商品运到沿海各地。时鸦鸿桥、窝洛沽、新安镇、石臼窝等地均有码头脚行,年装卸量约为2万吨。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北支河川水运调查报告·蓟运河本支流的水运》中写道:“蓟运河的本支流如血管一样纵横遍布于河北省北部的冀东地区……包括丰润、玉田、遵化等东八县的运输物资,除北宁铁路以及冬季结冰期外,几乎全部靠水运。”足见蓟运河水运之重要。当时水运的物资有高粱、玉米、长芦盐、鸡蛋、果品、木材等,运进的则有面粉、布匹、煤炭、石油、砂糖、纸张等,时有船约160只,后因水道淤塞,至解放前夕,玉田、丰润沿河只有私人商船30余只。
建国后,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蓟运河水运获得较大发展。据1951年统计,时有大小船只1332艘,16613个吨位。1955年,蓟运河水运建立了宁河航运社,还乡河水运建立了汉沽航运社。1961年,玉田县为解决南部低洼地区运输紧张状况,在石臼窝建立了玉田县航运站,1962年合并到窝洛沽运输分站。
1964年,芦台、汉沽、天津等城镇和大港油田基本建设开始起步,建筑材料需求量大增,新组建的石臼窝航运站和窝洛沽航运站货物运量急剧增加,为及时完成任务,境内航运站动员了所有船只,仍然不敷需用。翌年,芦台、汉沽的拖轮牵引大批木船入境,日运量高达千吨以上。1968年,河北省航运局拨给石臼窝航运站载重500吨的拖轮一艘,载重100吨的大木船八只。航运站通过技术革新将木船改装成机帆船,进一步提高了运输能力,鼎盛时期运量高达2400吨以上。
1978年以后,由于蓟运河、还乡河水位逐年下降,使河道难以行船。加之公路交通初具规模,造成水运货源越来越少。至1982年航运站撤销,蓟运河水运宣告终结。
3、煤河水运
清光绪六年(1880年),开平煤矿试产出煤,为解决原煤西运天津的问题,投资白银14万两,购地6500亩,开凿了开平煤河,修筑了唐胥铁路。
开平煤河东起丰润县胥各庄(今属丰南区)镇南,西入宁河县,在芦台镇阎庄与蓟运河相汇,全长35公里,河宽30.5米,水深1.5-2米。为确保水量,阎庄等地修筑有铁石水闸以蓄水,使每天船运可达12小时以上。为适应运煤需要,胥各庄配有港湾,附设有适于煤、石车装卸作业的栈桥式码头,并新建长12.2米,宽2.44米,吃水0.61-0.76米,载重40吨的木质运煤驳船100多艘。
光绪七年(1881年)秋,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出煤(时年产量3613吨),同年10月,铁路通车,煤河试航,驳船从胥各庄码头装煤,沿河直达芦台阎庄入蓟运河,顺流而下至北塘。由此,一部分走海上到塘沽,供应驻威海、芝罘(烟台)的北洋海军舰船,一部分则溯金钟河抵天津市内,供机器局及民用。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运输史上首次铁路水路联运的先河。
光绪八年(1882年),唐胥铁路由马骡牵引改为机动车动力,运输量骤增。开平煤河年水运量增至30000多吨,时开平煤矿年产煤38383吨,80%由煤河西运。为提高运输效率,煤矿建造了一艘长18.3米的蒸气内河拖轮进行拖驳试验,但终因煤河水浅,水草缠住驱动水轮而没有成功。至光绪九年(1883年),开平煤矿年产已达241385吨,煤河水运量剧增。胥各庄码头安装了3趟煤溜子,并增加了几处私商码头,有装卸区3段,装卸搬运工近千人,年运量约20多万吨,最高日发驳船50—60只,最高年运量达30余万吨。
光绪十二年(1886年),唐胥铁路延伸至芦台。光绪十四年(1888年),唐津铁路建成通车,开平煤外运大部改为铁路运输,煤炭水运量逐年递减,而往来煤河的货船每天仍有百余对。唐山盛产的煤炭、粗瓷、水泥、石料以及猪鬃、大白菜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煤河运抵天津、青岛、大连以及蓟运河沿岸城镇,再运回工业品、日用百货等。据成书于1943年袁通撰写的《开滦煤之运输》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京奉铁路通车后,开滦煤运全恃铁路,由煤河外运,每年不过数万吨,唯货运尚旺,近三年来,每年通过阎庄水闸之货物,平均每年二十余万吨。”
煤河水运的兴旺,刺激了两岸服务业的繁荣。仅胥各庄码头就有福记、汇记、源胜永、成德记、成记等转运货栈十数家,有的则建有独家码头,从事代办航运业务,包揽装卸搬运等商业活动。一直到新中国建国前夕,河头仍保留有单一发运缸石的东德发、德发成、福德成、双发合等货栈10多家。
新中国建立初期,芦台航运站曾在今丰南区设立“河头航运小组”,负责办理煤河运输任务。时煤河码头有装卸工百余人,设东西中三个装卸区段,每区段有把头管理,另有数名“揽船把”的经济人,专门为船家与装卸段商洽装卸业务,从中获利。
1953年以后,随着公路、铁路建设的发展,煤河水运船只逐年减少。1954年,“河头航运小组”撤销,加之水道严重淤塞,活跃了70多年的煤河水运终告结束。
4、陡河水运
陡河上游水浅流急难以通运,中下游今丰南区境地处九河下稍,水缓河深,适于航运。明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陡河下游水运兴起,但船只均为长不过丈余的小木船,因载重量低只能进行短途水运。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东河沽村张家自制一对长6.6丈、宽7.8尺、载重量21吨的大型木船,从事陡河中下游商业航运,将当地的鱼、盐、蒲苇等产品运到唐山大洪桥(即原桥头屯乡集)销售后,再把唐山的日用工业品运到沿途农村贩卖,获利颇丰,故当地村民群起效仿。至1918年(民国七年),陡河水运大盛。仅东河沽村就拥有大船54对。沿岸的稻地、黄各庄、董各庄等村镇均有大对子木船数只或数十只不等参加陡河航运。以后,又扩展为海路运输。从涧河口或黑沿子起航,西至天津,东到乐亭,西南至山东沿海,东北到辽东半岛。主要货物为当地盛产的大白菜、猪鬃、粗瓷、水泥、食盐及外埠的工业日用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公路、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陡河水运逐年衰落。1956年对私营改造活动中,东河沽、蒲台河、柳树瞿阝等地的营运船只实行了公私合营,正式纳入国家计划管理轨道。1961年以后,因上游修建陡河水库,河道水位下降,使河运停止。东河沽、蒲台河少量船只遂改为为南堡化工厂、南堡盐厂服务,从事近海盐运。
5、泝(溯)河水运及其他
泝(溯)河,发源于烽火山,东支曰小泝河,西支为大泝河,于莲台汇合后称泝河,经唐家泡、王家土、喑牛淀至蚕沙口入海。
据《滦县志》(旧,下同)记载:约3000年前的“中全新世末期的滦河就是现在的溯(泝)河”。此后,滦河东移并多次改道,青河、大清河、葫芦河等均为滦河故道。
三国魏晋时期,滦河(濡水)经牧城南分为二水,东支经乐安亭(今乐亭救阵)东南入海,是为主流,西支经泝河入海。元泰定元年(1324年)前,滦河从西岸王家闸分出支河曰青河,青河又分为东西两支,西支沿泝河经蔡家营、南套、宋道口、坨里、薛各庄、曹岭,于蚕沙口入海,此即是元时“由芦台经黑羊河口、蚕沙口、青河至滦州”的运粮道(《滦州志》);东支下经任各庄、汀流河、杜林、刘海庄子、于古河附近进青河入海。
几千年来,泝河作为滦河的入海通道(魏晋后为支流通道),对滦河水运起到了重要作用,元时达到鼎盛。元初,忽必烈称帝于滦河上游开平城(上都),命多次疏浚滦河。中统十九年(1278)十月,设置大都(北京)至平(今卢龙)滦(滦县)、平滦至瓜洲(镇名,在今扬州、镇江二市间,元时为南北漕运线上重要枢纽)南北二漕运司,使江淮地区与滦河水运南北连接起来。
溯(泝)河入海口蚕沙口,方舆纪要称蚕丛口,溯河至此改称蚕沙口河,又名林里河、交流河。《滦县志·漕运》载“交流河即蚕沙口河,西行七十里入黑洋河口(按地理位置测算,黑洋河就是滦河故道沙河,入海口名黑沿子,‘黑沿’与‘黑洋’同韵)”。东距大庄河口(即刘家河口,为青河末流)二十里,西距潮河口即小青龙河口(高尚堡)二十里,“旧时海运多避风於此”(同上)。据此可知,蚕沙口当时已成为渤海北岸的著名港湾,舟楫如林,商贾云集。元明时,江浙、福建客商大多汇集于此。南方人崇信妈祖,为求天妃庇佑,联合当地渔民,为妈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建起一座天妃宫(又称天后宫、娘娘庙)。
泝河入海处蚕沙口,东有大庄河(小青河入海口)、大清河(捞渔尖、大清河入海口),西有高尚堡(小青龙河入海口)、黑沿子(沙河入海口),“海水荡潏,延漫百余里,州境群川,悉由此入海,南望天津,东望山海”(《滦县志》),自古为河海航运的黄金水域。但因史籍鲜有记载,使有些河流的运输盛况难以显现。特别是做为十几万年滦河入海通道的沙河(15万元—2万年),在滦河改道东移后仍是沿海流域的主要河流,旧滦县志称其为黑羊河,漕运中多次提到黑羊河口(即今丰南区黑沿子),其当年的航运价值和繁盛景象可想而知。故只能作为一种遗憾,留待后人挖掘、考证、补遗。
二、海洋渔业
滦河流域沿海地区资源丰富,海域自然条件优良,初级生产力丰富,水文理化条件适中,是多种经济鱼虾蚧贝类生长、栖息、繁衍的优良场所,形成滦河口至北塘的渤海大渔场,素有黄渤海“水产资源产床”之美誉。以唐山市为例,据河北省水产研究所1984年调查(以下同),鱼类资源达80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品种有黄鲫、日本鳀鱼、鲈鱼、孔鳐、梭棘头梅童鱼、银鲳类、半滑舌鳎、鲚鱼、焦氏舌鳎、小黄鱼、牙鲆、黄盖鲽、兰占马鲛等,据测算,全年鱼类资源量为4.5万吨以上;无脊椎动物资源,据调查,头足类的有日本枪乌贼、曼氏元针乌贼,短蛸和长蛸等。蚧类有三疣梭子蚧、日本鲟锯缘青蚧等。虾类有中国对虾、中国毛虾、鹰爪虾、脊发尾白虾和虾姑等,资源蕴藏量在万吨以上;贝类资源,据调查,经济价值较高、储量较大的有青蛤、文蛤、魁蚶、毛蚶、红螺、大连湾牡蛎和四角蛤等,资源蕴藏量在5万吨以上,低值贝类有光滑兰蛤、彩虹明樱蛤和托代鲳螺等,蕴藏量在8万吨以上;其它资源主要是蛏、食用水母和棘皮类动物,资源蕴藏量在8万吨以上。
(一)海洋捕捞
域内沿海捕捞渔业生产活动历史悠久,相传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开始简陋的渔业生产。那时渔民鲜少,渔船窄小,网具落后,加之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村户和渔民之间,长期相安无事。到了明清时期,渔民增多,并以小型木帆船捕捞近海鱼虾,使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而村与村、户与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为争夺渔业资源和捕捞区域,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械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经过长期的争斗磨合,人们开始冷静思考,为了自身利益,或经政府或私下协商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据《滦县志》记载:“相传康熙五十八年,始分沿海七铺。某铺以某处为界,某界内为某村某姓之产,排列井井(然),界划分明,亦犹土田之有经界,相守莫逾”。时所分七铺为:“柳尖铺,位于大庄河口与泝河口中间极南界。为柳尖庄(俗名柳赞)一村公产;佳火铺,位于柳尖铺西十余里,为河旺铺人之公产;高尚铺,位于佳火铺西十里,为柏各庄刘王姓私产;南草基铺,位于高尚堡西十二里,为柏各庄周姓私产;林鹊铺,位于基铺西十三里,为柏各庄杨姓私产;河旺铺,位于林鹊铺西十七里,为蚕沙口、敖上庄、柏各庄、边家庄、岭上镇五村,田、李、高、张、朱、杨、桑七姓公产;黑沿河铺,位于河旺铺西二十里,为柏各庄、岭上镇、马庄子三村,周、姚、杨、田、李、刘、马七姓公产。曹妃甸(甸一作殿),位于柳尖庄南海中,为以上七铺人之公产。七铺人皆得捕鱼虾。惟距柳尖庄极近,故捕鱼虾者以柳尖庄人为多”(《滦县志》)。
当时捕捞渔具及形式有:“张网船,插抢张网,以捕鱼虾。船户用大四五围,高三四丈之木密插海中曰抢竿,以栓渔网,网与水齐。潮涨过网,鱼虾亦越网而入,潮落则为网所载以取之。黑沿河铺、河旺铺、高尚铺、柳尖铺皆适用此船;散班船,较张网船微小,余大致相同;布网船,用单片网候潮水涨满,插成大圈以截取鱼虾,此船适用于南草基铺、林鹊铺、佳火铺等地。打网船,执网绳两端各拴一船,船藉风驶以网鱼虾。此船适用于曹妃甸一带”(同上)。
捕捞时期也是季节分明,如“雨水捕面条鱼,惟柳尖铺为多。春分捕杂鱼,谷雨捕螃蟹、对虾、虾皮子,小暑至立冬捕海鲊,秋分后尤多。”
至于渔工情状,“每铺多则百余人,少则数人不等。工资铺长及驾长每年或百余元,余则每年每人数十元不等。衣由网主备,但终日与水接触,每人除棉衣一袭外,仅予单裤衩一件。食用网主供给,但除红粮外无他食,惟鱼虾每食不靳(禁)。住屋小,地低湿,空气、光线均感不足,于卫生未免有碍”(同上)。
民国时期,沿海渔村不断增多,渔业生产已初具规模,年产鱼虾3万多吨,最高年份达6万多吨。1937年日本侵华后,渔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产量急剧下降,到1949年,海洋捕捞产量仅2万多吨。渔民和船户的生活更充满了艰辛。有一首民谣《渔妇叹》说:
王大姐儿泪汪汪,
有女别嫁下海郎,
一年四季守空房。
海潮来了想我郎,
海风来了揪断肠。
有朝一日回家转,
鱼满船,虾满舱,
交过租税手里光。
手里光,袋儿里光,咸盐碱,
剩下两个耳朵里的虾毛糠。
新中国成立后在沿海进行了民主改革,渔民分得船网渔具,同时,人民政府大力支持渔业生产,发放贷款,拨给渔用物资,引导渔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使渔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7年,产量达6万多吨,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8年,由于受“左”的影响,打乱了原有所有制关系,不顾自然条件,盲目“大养海带”,修建“鱼圈”,加上三年农业自然灾害,粮食和渔用物资供应不足,使渔业生产量急剧下降,1961年,海产品产量降至1万多吨的历史最低水平。1962年后,贯彻了党中央“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进一步稳定了渔民情绪,使渔业生产又得以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了渔民生产积极性,生产上盲目增船添网,打歼灭战,造成环境恶化,产量虽有所上升,经济效益却很差。改革开放以后,根据资源的变化,在作业方式上定置生产逐步向流动作业转变,定流结合;在生产技术上,引进推广先进渔具渔法;在生产区域上,逐步由近海向远海拓展,不断探索新渔场,开发利用新资源。同时,加大渔业执法力度,加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工作,划定禁渔区和禁渔期,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使渔业生产稳步发展。1992年,产量突破10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近几年,海洋捕捞年产量一直稳定在10万吨左右。
1、产品结构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沿岸海域污染逐年加重,再加之过度捕捞,使沿海渔区捕捞的产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黄花鱼、鲶鱼、带鱼、梭鱼、鲈鱼、梅童鱼、梭子蚧、对虾、毛虾、青虾、白虾、毛蚶等品种为大宗产品;60—70年代,一些主要经济鱼类已经形不成渔汛,毛虾产量也很不稳定;80年代以后,资源愈加衰退,主要产品以“两毛”(毛虾、毛蚶)“一杂”(杂鱼虾)和海蜇为主,优质品比例不足30%,且鱼虾个体越来越小。
2、渔期、渔汛
海洋捕捞的渔期渔汛按季节分为冷海、春汛、伏汛和秋汛四个生产季节。冷海为2月中旬至4月中旬,主要捕捞一些毛虾、鲐鱼、鲅鱼、梭子蚧、梭鱼、毛蚶、虾姑和杂鱼虾等,产量约占年产量的30%;伏汛为6月20日至8月20日,是定置网具禁渔期,主要捕捞有青鳞鱼、鲳鱼、黄鲫、梭子蚧等,产量约占年总产量的5%;秋汛为8月下旬至11月底,也是主要渔汛,主要捕捞是对虾、海蜇、虾姑、毛蚶和杂鱼虾等,产量约占年总产量的45%。
3、渔船、渔具
解放初期,大部分渔船为木帆船。船型有牛船、门定子、涨网船、马槽、燕飞等。船底齐头或尖头,以风为动力。50年代初,仅有少数小马力机帆船,60年代后,为发展远海作业,船型不断改进,相继有唐秦式、舟山式、黄渤海型和812型、817型等多种型号机动渔船出现,到上世纪末,已发展到近5000艘,总吨位7万多吨。
渔具大体分为网具、钓具和杂鱼具三大类。其中定置渔业采用的樯涨网、架子网等渔具沿用历史较长,分布较广,流动网具变化较大。60年代以后,各种流刺网类逐渐取代了传统钓具和风网类。70年代还发展了拖网作业。80年代后研制引进推广了虾板网、底锚流网、三帘挂网、大目高苗流网、绷网、海蜇网等新型渔具。钓具主要有延绳钓,用于捕捞梭子蚧和鰕虎鱼类,现已被各类流网所取代。杂鱼具主要有耙具类,用于捕捞各种贝类。上世纪末,辖区拥有各类网具近50万条。
4、海上通讯
为加强渔民出海生产安全,在解放初期收音机还未普及的情况下,在沿海主要港口建立暴风警报站。上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收音机的普及,暴风警报站撤销。60年代初期开始设立无线电台,陆地与海上用无线电报联系。80年代以后,陆地和部分渔船逐步配备了无线电对讲机,使渔船之间、渔船与陆地之间能及时沟通信息、联系工作。
5、沿海渔港
建国以前,渔民生产集中地没有渔船码头,只在河口出海和收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修建起具有一定规模的渔港码头,并逐步增设完善了生产和生活设施。比较大的渔港有:北塘、黑沿子、涧河口、北堡、南堡、嘴东、高尚堡、西河口、北落、大清河、小港、老米沟、狼窝口、源河口、新开口、大蒲河口等,码头均设水产收购站,并能加油、加水、加冰等。
(二)海水养殖
滦河流域沿海有滦河、蓟运河、陡河、沙河、双龙河、青龙河、泝河、小青河、大清河、七里海、饮马河等大小近40条入海河流夹带大量泥沙,造成沿海滩涂广阔。海域基底全部处在大陆架上,海底表层为现代沉积物所覆盖。水下地势平缓,平均坡度小于25‰,自岸向海倾斜,等深线与岸线平行。滩涂和水域的底质除丰南沿海为泥质外,其余均为沙质。海域自然条件优越,水表理化适中,初级生产力丰富,是发展海水养殖的优良场所。
1、粗放港养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潮线以下的滩涂或入海河口附近围堤造塘(又称鱼圈),面积从几十亩、几百亩到万亩不等。鱼圈内有边缘沟、中心沟,以便鱼虾栖息。春季涨潮时自然纳苗进行圈养,不投饵料自然生长。圈养品种混杂,主要有对虾、鱼虾、梭鱼、鲈鱼、鰕虎鱼、斑鰶、叫姑鱼等。这种粗放港养产量低、效益差。60年代后,因工程简陋有些被潮水冲毁,至今大部荒弃。
2、对虾养殖
沿海对虾养殖试验于1973年,当时,柏各庄农垦区(后建唐海县,今属曹妃甸区)首先在五农场进行试验。将海上捕捞的虾苗放入115亩水池,当年取得1598.5公斤,平均亩产13.9公斤的效果。1974年,该场人工孵化虾苗成功,得虾苗70万尾,试养面积扩大到515亩,总产达7725公斤,亩产平均15公斤。1975年,河北省科委下达了“对虾人工育苗和养殖试验”的科研项目,以示支持,揭开了沿海人工养虾的序幕。
1983年,滦南县柳赞海水养殖场利用28亩水面进行对虾精养试验,投喂配合饲料,实行科学管理,当年产虾1.5吨,平均亩产58公斤。1984年,各地逐渐掀起虾池改造活动。
1985年,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市人民政府确定乐亭、滦南、丰南、唐海沿海四县以发展对虾养殖为实现提前致富的突破口,掀起了群众性的养虾热潮,使对虾养殖面积猛增到5.9万亩,总产对虾3264吨。1986年,精养面积达9.8万亩,对虾总产达8842吨。到1987年,养殖面积达15.2万亩,总产达1.9万吨。到1988年,养殖面积达到20万亩,对虾总产量突破3万吨大关,分别是1984年刚起步的40.8倍和87.5倍,年创产值5.8亿元,已成为沿海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形成了从亲虾越冬、苗种培育、养殖管理、饲料生产、水系配套、冷藏加工等各环节紧密结合,成龙配套的产业体系。一直到1992年,连续5年在总产、单产、规格、效益、创汇五个方面处于全国地市级领先地位。在此影响下,滦河沿海流域的汉沽、宁河、昌黎的对虾养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93年以来,受虾病影响,造成产量大幅下降。1994年,针对虾病危害,在养殖模式上改变了高投入、高产量、高效益的三高模式,采取精养、半精养、粗养一起上;在养殖品种上,变单一的对虾养殖为虾鱼混养、虾贝混养、虾蟹混养、鱼虾蚧贝综合养殖,并引进了斑节对虾、草虾、美国白虾、罗化沼虾等新品种;在虾病防治上,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使对虾养殖得到恢复和稳定。
3、贝类增养殖
(1)浅海贝类增养殖 1975年,乐亭县在祥子河口以南10米深处,进行了450亩贻贝筏式养殖,从山东、辽宁等地购进苗种,于第二年九月份收获,共产鲜贻贝34万公斤,由于当时产品销路不畅,至1977年全部下马。80年代,在丰南、滦南等海域进行了毛蚶底播增殖,播撒小苗,适当管理1-2年,然后捕大留小,自然繁殖,效果明显。但后因资金不足,毛蚶的经济价值不高等原因,80年代末已停业。1989年,唐山市水产局与乐亭县水产局在滦河口附近进行了肩贝筏式吊养试验并取得成功,因资金紧张、投入不足一直未能推广。
(2)滩涂贝类增养殖 80年代中期,伴随着以对虾精养为主的海水养殖业的兴起,滩涂贝类养殖也开始起步。首先在乐亭、滦南等沿海进行贝类的管养,之后,受养殖效益的驱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又继续发展了贝类增养殖和贝类精养,到1994年,以青蛤、文蛤、四角蛤、魁蚶为主要品种的滩涂贝类增养殖已初具规模。
此外,沿海各县还尝试过藻类养殖。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曾掀起大养海带活动,但因销路不畅,效益很差,至1962年全部下马;1960年,唐山市水产研究所在当地采集真江蓠苗种,在蛤坨中潮海区用插竹法进行人工养殖,当年收获江蓠750公斤,后因交通不便,成本高,逐渐停止试验;1971年底,唐山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由大连购进紫菜苗在南堡海区试养,至第二年,共采摘4次,收获紫菜22.5公斤。南堡海区水质肥沃,杂藻少,适宜紫菜生长。但因冰冻期较长,冬季不易管理,后停止试验。
(三)产品加工
1、粗制加工
沿海各县历来以生产毛虾、毛蚶、杂鱼虾为主。毛虾除春季鲜销部分外,大多煮熟、晒干加工成干品(俗称虾皮)外销。天热或阴雨天毛虾或乌虾较多时,放入大缸中,加一定数量的盐,发酵加工成虾酱、虾油。杂鱼除鲜销部分外,加盐腌制成咸干品。青虾、白虾煮熟加盐晒干,去皮加工成海米。海蜇加矾加盐,经三矾三盐加工制成蜇皮、蜇头。毛蚶除鲜销外,煮熟去皮加工成蚶子肉、蚶子干。这些传统加工工艺比较落后,卫生条件也较差。
2、冷藏保鲜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特别是对虾养殖业的兴起,为解决集中出池,保证均衡上市,各地纷纷修建了冷冻加工厂。主要工艺为将鲜虾筛选分级、清洗、称重、装盘、速冻包冰、包装冷藏等。同时,也将海鱼、毛虾、蚶蚧等冷冻保鲜,反季节销售,以赚取更大效益。
3、精深加工
1970年,唐山市罐头厂开始试制海产品罐头,其中“红烧赤贝”罐头产量较大,销路较广,最多一年产500吨均销售一空。1984年,丰南黑沿子镇建成渤海水产品罐头厂,主要产品有红烧鱼、清水赤贝、调味赤贝、盐水海蜇等产品畅销京津等地。1985、1986年,乐亭供销社研制生产了对虾罐头,填补了省内一项空白。近年来,随着水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水产品的旺盛要求的档次也越来越高,对一些方便食品、保健食品、熟制品的需求也逐步增加。因此,各冷冻厂或食品加工厂,根据市场需要正在研制诸如烘干对虾等较高档次的精深食品面世,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三、制盐工业
滦河流域沿海盐区史前为茫茫巨海的一部分,在漫长的沧桑岁月中,由海进海退与河流冲积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泥质粉沙型滨海平原。其境滩涂广褒,地势平坦,土壤结构细密,渗水率较低,且气候适中,四季分明,降水量小而集中,日照充足蒸发量大,海水含盐量年平均高达32%以上。土壤、气象条件之优越居北方四大盐区之首。因此,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煮海为盐”和“设局敛税”的京东宝地。
(一)盐业沧桑
1、沿革及范围
滦河流域沿海盐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周礼·职方》载,早在公元前771年的东周初年,就有“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的记载。《管子·轻重》篇也有“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之说。煮者,熬盐也。古代制盐都用大锅熬煮。现今的天津及河北东北部沿海一带,都是古代幽燕之地。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请置大农部,设丞数十人,向各地派输盐铁官。《汉书·地理志》载:“渤海、渔阳、辽西俱有盐官。此官盐之始也。”历代因之。西汉王朝于今之沧州、河间、蓟县、武清、滦县、抚宁等地设置盐官,实行官盐专卖制,对私自煮盐、贩盐者给予严厉惩罚。
北魏时期(386—534),辖区一带是我国北方重要盐产区。《丰润县志》载:“北魏孝昌二年(526年),魏以国用耗竭,租调不足,乃因丰润近海,可煮为盐,遂置盐监司”,“有丞八品,专税盐课,领于监府校卫,或以州刺史隶之,由是国用皆仰给焉。”唐代,这一带属河北道管辖,其盐务由盐铁转运使管理。
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创巡捕使,宝坻二员,置于易州及永济县,秩从六品,直隶省部”(《金史·食货四》)。这里的永济县,就是丰润县在金代的称谓。
元代统一北方后,重视盐利,在天津、河北沿海地区广设盐灶,大办盐场。于“元太宗时,初於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处置司”(《滦县志·盐法》)专事收取盐税,以资开疆军费。从太宗八年到至元二十四年(1236—1287)的52年间,先后开办盐场21个,其中最早开办的盐场叫越支场,场区位于在今丰南、唐海两地。至此,加上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开办的芦台场(今汉沽盐场),河北、天津沿海一带盐场达22个。
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在今海兴县和秦皇岛市两地各新建一个盐场,使这一地区的盐场增加至24个。它们是:
利国盐场,建于元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韩村(今黄骅县城关),清雍正十年(1732年)裁废。
利民盐场,建于元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沧州毕孟(今黄骅县毕孟),清雍正十年(1732年)裁废。
海丰盐场,建于元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羊儿庄(今黄骅县羊二庄),1914年裁废。
阜民盐场,建于元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常葛(今黄骅县常郭),清雍正十年裁废。
阜财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高家湾(今海兴县高湾),清雍正十年(1732年)裁废。
益民盐场,建于元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范二庄(今海兴县大范庄),明隆庆三年(1569年)并入阜民。
润国盐场,建于元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常葛附近(今黄骅县常郭附近),明隆庆三年(1569年)并入阜民。
海阜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羊儿庄附近(今黄骅县羊二庄附近),明隆庆三年(1569年)并入海丰。
海润盐场,建于元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板塘(今黄骅县冯堡附近),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并入阜财。
深州海盈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深州(今深县)后移苏基。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并入海丰。
苏基海盈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盐山苏基(今海兴县苏基),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并入海丰。
富民盐场建于蒙古太宗二年至至元七年(1230—1270),地址在盐山崔家口(今山东无棣县崔口),清雍正十年裁废。
以上十二场隶属于沧州分司。
严镇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沧州同居(今黄骅县同居),1914年裁废。
富国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静海县咸水沽(今天津南郊咸水沽),后移天津城内,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裁废。
兴国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静海县高家庄(今天津南郊下高家庄),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并入丰财。
厚财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静海高家庄附近(今天津南郊下高家庄附近),清康熙十八年并入兴国。
丰财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静海县葛沽(今天津南郊葛沽),现为塘沽盐场。
三叉沽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天津卫大直沽(今天津河东区大直沽),明隆庆三年并入丰财。
惠民盐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地址在昌黎县蒲泊(今昌黎县大蒲河),清康熙十八年并入归化。
芦台盐场,建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地址在宝坻县芦台(今天津宁河县芦台镇),现为汉沽盐场。
越支盐场,建于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地址在丰润县越支(今丰南区越支村),后移宋家营,1925年裁废。
石碑盐场,建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地址在乐亭县石碑(今乐亭县石碑村),后移阎各庄,1914年裁废。后在此基础上建大清河盐场。
济民盐场,建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地址在滦州柏各庄(今滦南县柏各庄镇),1914年裁废。
归化盐场,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地址在抚宁县盐务镇(今秦皇岛市西盐务),1914年裁废。
以上十二盐场隶属青州分司,其中,惠民、芦台、越支、石碑、济民、归化在滦河沿海流域。
我国盐产品名称一般以产地命名,如浙江产的盐称浙盐,山东产的盐称鲁盐,淮北产的盐称淮盐等。然而,天津市、河北省沿海所产盐冠名为长芦盐,简称“芦盐”。
“长芦”名称,由来已久,据《沧州志》记载,原古滦河(蓟运河)支流在沧州境内,因岸边多生芦苇,称为“长芦”。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在此地建县,冠名为“长芦县”,治所在今沧州市西。宋代熙宁四年(1071年)撤销县治,治所改称长芦镇。明初迁沧州州治于长芦镇,遂与沧州合而为一,长芦也成为沧州的代称。
明洪武二年,将元时“北平 河间都转运盐使司”改称为“河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署设沧州治所长芦镇。永乐初年(1403年),又省去“河间”二字,直称“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下设沧州、青州二分司(上述24盐场均归其统辖),统一管理天津、河北二地盐务,长芦盐区就因运司署在沧州治所长芦镇而得名,所产盐亦冠名“长芦”,一直沿用至今。
在明王朝建立后的二百年间(1368—1568),是长芦盐区盐场最多、煮盐业最盛的时期。明代后期,长芦盐区制盐工艺开始发生变革,滩晒工艺逐渐代替大锅熬盐,产量亦大量增加。然因朝廷腐败,盐课加重,致使灶丁不堪重负而大批逃亡,造成一些盐场无人煎晒纳课。隆庆三年(1569年),“盐场二十四并为二十,南司(沧州)九场,北司(青州)十一场”( 清《盐法志·场产门》)。
清初,长芦盐区推广滩晒工艺,将重点产盐场地,由沧州逐步移往天津地区。为此在康熙七年(1668年)和十六年,先后将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司署分别从北京、沧州迁到天津,而长芦盐区的名称一直未改。长芦盐运司迁驻天津后,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裁并4场,又在雍正十年裁废6场。道光十一年(1831年)裁废1场,十二年裁并1场,至此,长芦盐区尚剩盐场8个。清末,因内忧外扰,盐业生产渐趋萧条,到宣统三年(1911年),长芦盐年产量仅有16万吨(清前期曾达30万吨)。1914年(民国三年),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济民、归化、越支、严镇、海丰5场场务所撤销。1925年,越支场的滩田亦被裁废。这时,长芦盐区仅存天津南之丰财(今塘沽盐场)和滦河流域之芦台(今汉沽盐场)2场,都在今天津辖区之内。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帝国主义势力逐步侵入长芦地区。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为支付战争赔款,清政府向外国借了巨额外债,列强指名以盐税为担保,日本则提出以长芦盐税为首要担保条件。“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盐区全部沦陷。1937年8月6日,长芦盐务管理局被日本接管。从此,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对长芦盐区进行殖民地式的统治。日寇为加速扩大长芦盐产,在新河、塘沽、汉沽三地将荒废的盐田恢复生产;在汉沽地区和大沽以西广阔的滩涂上开辟新盐田;在乐亭大清河建设新场。总计占地面积达14940顷,使长芦盐产量由1937年的44万吨,增加到1941年的100万吨。日寇侵华期间长芦盐区共产盐620万吨,被日寇掠走404万吨,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二。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派员接收了日寇所开的大沽、汉沽盐田。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仅握有丰财场全部和芦台场部分统治权。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行署和渤海行署,接管了长芦的东北和西、南广大地区。1948年12月15日接管芦台场署,1949年1月接管丰财场署,3月22日,组成新的长芦盐务管理局,隶于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从此,长芦盐区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2、盐税与缉私
盐税是历代统治者主要的财政来源。长芦是全国仅次于两淮的大产盐区。长芦运司每年收入数十万两白银的盐课,直接与国计民生攸关,故制订了一系列有关盐税和缉私的法令。
盐课种类分“场课”和“引课”。“场课”又有灶课、滩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运司还有新增“边布”。边布始于明代。“灶户按丁纳盐,商人纳粟于边,给银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运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征银三钱,是谓边布”(《明史·食货》)。
征收盐课刑法极严。元代初始,盐税极重,盐民连起码的生活也不得保证,因官府“鞭笞逼急,田野为之骚然”。到了明代,官府征收盐税更加苛刻,“盐课征摧,急于星火”,“市野惊惶,妇子涕泣”。清政府对税课有增无已,《盐法志》规定:“灶户内有倚恃贡、监生员抗税不完,欠八分以上者,俱革黜为民,责四十板,枷号二月。欠五分至七分以下,俱革黜为民,责四十板,枷号一月。”
为保证盐课的征收,历代王朝制定了严厉的缉私法,明令禁止私煎、私卖。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始设巡捕使,分驻易州和永济县(丰润旧名),规定“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私煎则捕之”(《金史·食货四》)。元代盐法规定“凡伪造引盐者皆斩,籍其家产,付告人充赏;犯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财之半;有首告者,于籍之内其半赏之。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减私盐一等,以其盐之半没官,其半赏告者”(《元史·食货二》)。明永乐年间规定“卖私盐者处绞刑,知情不报者,杖一百,充军”(嘉庆本《长芦盐法志》)。清代规定“凡贩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两千里盐徒)。拒捕者,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领牙人及窝藏、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非应捕人告获者,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赏。有能自首者,免罪。”(《清·盐法志·缉私门》)
为强化缉私手段,还专门派驻军队弹压。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招募新兵500名,成立盐巡营,分配给丰财、芦台、越支、海丰、严镇五场,并设长芦缉私总,分各局。宣统三年(1911年),将盐巡营改为缉私营,招募新兵1000名,骑兵300名。到1928年(民国17年),将缉私营改为缉私队,两年后又改称税警队,1937年(民国26年)又改称盐警队。上述措施并未给劳动人民及灶民带来好处,相反,使许多官吏以缉私之名,乘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
3、盐丁之苦
千百年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灶户、盐丁,饱受贪官污吏、兵痞恶棍及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凌辱之苦,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明代,长芦盐运使郭五常曾作诗《悯盐丁》,道出了盐农惨状:
煎盐苦,煎盐苦,濒海风霜恒弗雨。
赤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
借贷无计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亡五。
晒盐苦,晒盐苦,水涨潮翻滩没股。
雪花点散不成珠,池面平铺尽泥土。
商执支牒吏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
儿女呜咽夜不饮,翁妪憔悴衣褴褛。
古来水旱伤三农,谁知盐农同此楚。
我欲挽回淳古风,深渐调变无私补。
且以仁煦摩,且以义鼓舞;
勿使心如墨,勿使政如虎;
中和一致雨赐时,煎晒应无当时苦。
古时在海边熬波煮海的盐民,多是被朝廷流放的罪犯,后均入“灶籍”世代因袭。宋代,社会地位低下的是“三籍”,即军籍、匠籍和灶籍。灶籍就是盐民,是三籍中最没地位的被人轻视的人群。
灶民生产生活环境极为恶劣。沿海滩涂斥卤不毛,灶民到来,搭起临时窝棚,这一“临时”,不知到何年何月。冬日北风呼啸,寒瑟难捱。夏天蚊虫肆虐,苦不堪言。吃穿所需,要数十里外购。天阴雨湿,犹如困兽。初始没有水井,饮用雨水,存放时间一长,生蛆虫变味,干旱季节,滴水如油,烟薰火烤无以洗涮。一年到头,形如野人。
煮海为盐,艰苦异常,从春到夏,制卤熬盐,灶火不息,人不得歇。庄稼人尚有歇伏歇冬,而灶民一年四季没有空闲之时,冬日还要割苇拾草,以备来年煮盐之需。明代刑部侍郎彭韶在《上盐场图诗略》中曾这样记述灶户之苦:
“臣近履盐场,始识其概。粮食无足,安息无所,未免预借他人。所得课余,急还债主,艰苦难以言尽。小屋数椽,不蔽风雨,粗粟粝饭,不能饱餐,此居食之苦也。晒淋之时,举家登场,刮泥汲海,汗流如雨。隆冬砭骨,亦必为之,此淋卤之苦也。煎煮之时,烧灼薰蒸,蓬头垢面,不似人形……疾病死伤,尤不能堪,逃亡则身口飘零,复业则家计荡尽,去住两难,安生无计。”
除煎盐苦不堪言外,灶民们还要受官府盘剥欺压,其状更为惨怖。丰南现存少数碑文中,有一通是记述越支盐场的。碑文介绍了越支建立发展概况,也留下了盐官对盐民残酷剥削与殴打的记载,大意是:盐场尚未建好,京城使官便纷至沓来,责令灶民偿还巨额盐债,鞭打紧逼,震惊四野。还记述了官吏以欺诈手段加倍征收盐税,恨不得将矿山熔化、把海水煮干,把一切可榨之财全部搜刮而去,灶民贫困到了极点。此文是元代官员所撰写的《越支盐场重立碑记》。盐丁之苦,可见一斑。
(二)现代盐业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盐民获得了新生。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在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的同时,大搞各种基础建设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特别是通过改传统的治卤、结晶“大横赶”“老、浅、短”为“平赶”“新、深、长”工艺,使产品产量、质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1955年海盐产量比1949年建国之初增长8.5倍,氯化钠含量也大幅度提高。同时,研制成功“牵引自动翻转收盐耙”“联合收盐机”等先进生产工具,减轻了劳动生产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至1960年,滦河沿海流域已有大型盐场3个,即南堡盐场、大清河盐场和汉沽盐场,高产盐田350万公亩,原盐年产高达310万吨。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境内先后涌现了地方所属滦南县北堡盐场、乐亭县盐场、农垦区盐场、丰南县涧河盐场、老王庄盐场、毕东大队盐场、天津汉沽区双桥盐场、小神堂盐场和部队所属52829、52831、51179、52947盐场,以及河北军区、唐山军分区等盐场10多家。与此同时,为发展海盐综合利用,南堡、大清河、汉沽盐场陆续兴建化工厂,设计生产氯化钾、工业溴、无水硝、氯化镁等产品,使盐业的生产、经营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强烈地震,盐区诸场均遭到巨大破坏。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熬战与全面治理,到1978年,不仅大幅度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而且创造了盐业年产历史最好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盐业的高速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各盐场坚持“一业为主、盐化结合、内引外联、多种经营”的方针,狠抓了以盐田基本建设及改造和盐化工产品开发为中心的“科技兴盐”战略。改造了结晶和制、保、排设施,兴建了国内先进水平的卫星云图、气象雷达观测指挥系统,提高了盐田装备水平。并开发了工业溴、氯化钾、氯化镁、食用盐等10个品种,发展了以鱼、虾、蟹、卤虫等海水和卤水养殖业,兴建了渔网厂、编织袋厂、弹力布厂等一批跨行业的项目,从而提高了综合生产能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骨干企业的产品如大清河盐场的“双鲸牌”原盐和工业溴,南堡盐场的“海湾牌”工业盐和氯化镁,汉沽盐场的精制盐、低钠盐、粉碎洗涤精制盐和“芦花牌”氯化钾、“海狮牌”溴素、“海狮牌”硫酸镁等产品均先后获省优、部优、国优产品称号以及国际博览会银奖等殊荣。其盐及盐化工产品除直供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外,还远销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香港、非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盐业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较高的声誉。
1、河北省南堡盐场
南堡盐场地处唐山市南部的渤海之滨。地属古越支场旧址。越支场始建于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废于1925年,历时679年。明初为长芦二十四盐场之一。1956年初建场,隶属于河北省公安厅。1983年11月,由省公安厅划归省司法厅领导。
南堡盐场占地总面积3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以盐为主,盐、化、养综合发展的大型一档企业,国家二级企业,全国最大的海盐生产场。年海盐生产能力达170万吨,同时还生产工业溴素、氯化钾、氯化镁等化工产品4万吨和生产对虾百万斤。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南盐抓住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把昔日的盐碱滩建设成一个规模庞大、布局合理、工艺先进、适合于集约经营,而且生产稳定、质量上乘,易于管理、便于协调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海盐生产场。该场发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战斗,开拓进取”的南盐精神,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锐意进取,以科技兴场的高起点、管理工作的高水平、生产经营的高效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和行业50家最大企业,连续四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多次获全国盐业系统先进单位,河北省百强工业企业,河北省轻工系统50家最佳效益企业和河北省利税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南盐在生产的关键领域实施了三大技术改造:一是实施了以塑苫为龙头,全面理顺制保排体系庞大工程,扭转了海盐生产长期靠天吃饭的历史,使原盐单产提高了一倍多,生产能力由建场之初的80万吨提高到170多万吨。同时,走科技效益型发展之路,投资300多万元,建起了目前国内首创的“盐业气象预报现代化服务系统”,为原盐的稳产高产提供了保障。二是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积极进行生产工艺改革,在全场实施了塑苫池死盐板新工艺,使产品质量保持了逐年提高的好势头,其中以“海湾牌”命名的工业盐和工业溴,获省部优质产品和省轻工业名牌产品等称号。三是不断提高生产能力,研制开发新产品。为了提高盐化产品的质量,近年来,投资4300万元完成了19万吨盐田扩建工程,投资1000多万元新建了500吨溴素厂,投资1122万元新建10万吨加碘盐厂。同时研制开发了溴素阻燃剂,一水硫酸镁等新产品,努力向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要效益。
南堡盐场这颗镶嵌在渤海之滨的明珠,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将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2、大清河盐场
大清河盐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东南沿海。前身为长芦二十四盐场之一的石碑场,最早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1925年撤销,历时638年。日本侵华后,为满足其财政需要,在乐亭大清河建设新场进行殖民地式的统治。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由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收复。
大清河盐场占地面积83.4平方公里,是一个集原盐生产、盐化产品深加工及多种经营为一体的唐山市属国家大二型盐化综合性全民所有制企业,年海盐生产能力50万吨。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盐场遭到巨大破坏,滩田翻沙冒水,沟帮池埝坍塌,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万元。震后,盐场干部职工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援下,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抗震救灾、恢复家园的战斗,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和全面治理,基本恢复了震前生产水平,为唐山盐区的再次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清河盐场结合震后复建,对盐田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挖潜和扩建。除大结晶试验取得可喜成果外,还先后实现了卷场机扒盐、压轴机压池、水利管道输盐和斗轮机装船,使海盐生产各工序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盐场调整、整顿、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落实岗位经济责任制,连续5年优级品率达到百分之百,并且开始实施“出口盐工程”即对全部结晶池埝进行红砖砌坡、塑料苫盖结晶试验。在取得经验的前得下大面积推广,从而逐步完善了原盐质量保证体系,产品优一级品率达100%,平均含氯化钠96.89%,在唐山乃至长芦盐区质量评比中夺魁。
盐场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盐化结合、全面技改”的方针,狠抓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先后投资1775万元进行设备改造,兴建了年产8万吨国内第一家中型加碘盐场,与唐山市渤海制药厂联营筹建三溴厂,与国家海洋局联营筹建硫酸钾车间以及编织袋、卤虫培育等项目,成功开发出三溴(溴化钠、溴化钾、溴化铵)、硫酸钾、白色氯化镁、精制晶体氯化镁等新产品,部分盐化产品质量屡获殊荣。其中,所产原盐以白润透明品质纯正被誉为“芦盐瑰宝”;“双鲸牌”工业盐在北京国际博览会上获银牌奖;粒状氯化镁在全国同行业评比独占鳌头,荣膺部优、省优产品称号,故产品知名度高,畅销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并大量出口到日本、朝鲜、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盐场也多次被评为省、市级先进企业和文明单位。
3、长芦汉沽盐场
汉沽盐场位于天津市汉沽区东南部渤海之滨。前身为芦台场,始建于五代时期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属芦台军;金代隶属宝邸盐使司;元代隶属大都路都转盐使司;明代为长芦二十四盐场之一,隶属长芦都转盐运使司青州分司;清代属长芦都转盐运使司,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长芦汉沽盐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7.5公里,总面积187.5平方公里。解放后开始办国营盐滩,后陆续接管私营报荒滩。1958年,公私合营汉沽盐场并入,改称河北省汉沽盐场。1977年,又有天津东风盐场并入。统称长芦汉沽盐场,属轻工部长芦盐务管理局。1987年生产总面积为1385929公亩,辖制盐分场4个(即汉沽、五七、双桥、小神堂)、制卤分场1个、储运场2个、化工厂3座。年产原盐能力94万吨,产量占长芦盐场的四分之一,并生产部分化工产品。属国内大型海盐生产全民所有制企业。
汉沽盐场于1966年建集中式盐田,1980年建成。同时使用塑料薄膜苫盖,实行长年结晶,采收、运输、洗涤、堆坨全部机械化,是国内第一座现代化盐田。1977年又建第二生产单元,即白庄结晶区,分低级制卤区、高级制卤区和结晶区,1983年和1986年分两批投产。
汉沽盐色白、粒大、质坚、味厚,古有“芦台玉砂”之称。“宋之盐以河北称,元之盐以河间著,明则银花玉液驰誉长芦”(《河北盐务志》)。明清两代御用盐砖,均由芦台场承造。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三大技术改造的实施,产品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1981年被评为长芦局局管同类产品第一名,1979、1983、1986年获天津市优质产品奖,1979、1982、1986年获轻工部优质产品奖。其中,粉碎洗涤盐获1983年轻工部及天津市优质产品奖,精制盐获1986年轻工部优质产品奖,并获国家银质奖;低钠盐获1987年全国轻工业优秀新产品奖。
汉沽盐场坚持走“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路子,从1953年开始就利用苦卤生产化工产品。至1987年建有第一、第三两个化工厂,职工1286名,占盐场职工总数的13.9%。产品有氯化钾、溴素、氯化镁、精制硫酸镁、元明粉、淬火钾、十溴联本醚、氢溴酸、白色氯化镁、芒硝等。其中“芦花牌”氯化钾,“海狮牌”溴素、“海狮牌”硫酸镁均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证书,“海狮牌”溴素获国家银质奖。
此外,年产万吨原盐以上的全民制企业还有涧河盐场、乐亭盐场、丰南第二盐场、滦南第一盐场(今已撤销)、河北省军区盐场、52831盐场等。
四、石油工业
(一)石油分布概况
滦河流域沿海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于唐山南部和秦皇岛沿海地区,包括海滩区。资源分布横跨唐山市所属的唐海(今曹妃甸区)、丰南、滦南、乐亭四县(区)。全区可进一步划分为五个凹陷和五个凸起。五个凹陷是:涧河、南堡、乐亭、昌黎、北戴河;五个凸起是:西河、老王庄、柏各庄、马头营、姜各庄。截至1988年底,发现了5个油气田,分布在高尚堡、柳赞、老爷庙、北堡和唐海(今曹妃甸区)。经过多年来地球物理勘探和钻井工作实践,南堡凹陷是冀东地区主要油气富集区。含油层系较多,是冀东油田石油地质的特征之一。目前,南堡凹陷内已发现六套含油层系。南堡凹系属于长期性继承发育的边缘深凹陷,构造圈闭类型多,是它的又一个特征。在油田北部,断层上升盘则有一系列古潜山分布。这些圈闭大多数靠近油源和物源,因而在南堡凹陷形成了整体含油的复式油气区。
到1988年底,已证实了六个油气集区。它们是高尚堡、柳赞、老爷庙、北堡、柏南和柏各庄潜山带。另外,潮间带上的南堡、老堡、高南、柳南等构造带以及陆上的李各庄、马头营、红房子构造带,外围的乐亭凹陷、涧河凹陷和姜各庄凸起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含油气远景。
滦河沿海流域的石油工业,发展前景广阔。位于唐山地区的冀东油田,是石油工业的基础。现在初步探明石油储量9亿吨,天然气资源700亿立方米。1988年成立冀东油田以来,已建成一定数量的油井、水井、联合站、接转站、计量站、供水站、注水站、采油集输管线和相应的水、路等系统工程。滦河流域沿海石油工业的发展将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经济腾飞起到重要作用。
(二)冀东油田
冀东油田是我国东部地区一个新兴的油田。油区北起燕山褶皱带,南至渤海湾5米水深线,西起津冀边界的涧河,东至秦皇岛,勘探总面积约6300平方公里。地质构造上属黄骅坳陷北部,冀东油区包括5个凹陷5个凸起,目前分为三个勘探项目区:南堡凹陷区、南堡滩海和外围新区。
冀东油田成立以来,坚持把勘探放在领先地位,以在复杂地区寻找“双高”储量为目标,确立了“立足南堡,进攻滩海,扩展外围”的指导思想和在中浅层找油气的主攻方向,采取二维、三维地震和高精度重力配合等综合勘探精选圈闭,优选钻探目标,充分利用地震、钻井、试油、测试资料和横向预测技术,不断加深对冀东地区油气富集规律的认识,扩大勘探领域和找油范围。截至1995年底,已在南堡陆地和滩海发现了高尚堡、柳赞、老爷庙、唐海、杜林、北堡等6个油田,并在滩海地区初步落实了南堡至柳南、老堡、北堡等有利构造带,通过钻探均获得重要突破。外围勘探也有新的进展。展示了这一地区找油找气的良好前景。
冀东油田实行“油公司”管理体制。(1)对“油公司”主体单位实行事业部和分公司制。勘探部和开发生产部集机关专业管理、甲方管理、对油田内外施工队伍和科研队伍组织指挥三种职能于一身,形成了以勘探、开发为甲方的投资管理和生产建设运行中心。(2)对施工作业、辅助生产单位实行专业化管理。在适度装备、完善油田勘探开发必要的生产组织和技术手段的前提下,主要施工作业队伍依托行业和社会市场,不搞“大而全”。(3)将生活服务、社会服务部门与各二级单位分离,实行专业化管理,文教、卫生、公安、生活等统一设点,统一管理。(4)多种经营与主业彻底分离,作为独立法人,走上“四自”道路。同时,在劳动管理上,采取灵活的用工制度。对内部人员坚持“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稳定一线、改善素质”的原则,坚持一人多岗、一岗多责。
冀东油田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在全油田深入开展“学大庆、学铁人”活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职工政治思想工作,确保油田生产建设和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冀东油田正处在成长阶段,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油田经济的不断发展,必将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滦河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做出新的贡献。
(刘向权,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河北作家协会会员,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