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新年之前接到一个电话，是昌黎县文化馆的老同事唐宝义打来的。通话中，我们聊起昌黎县文化馆的一些往事，勾起我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回忆。
还是在昌黎县城读书的时候，节假日我总是要到县文化馆去转一转。一个县级文化馆，机构不大，门面也很普通，但却是我当年心目中神圣的文化殿堂。县文化馆的那些文化工作者，无私奉献，默默耕耘，为普及农村文化生活，挖掘民间文化遗产，培养农村文化新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一个个成绩显著。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些“大师”级人物。能够到县文化馆工作，是我心中一直的梦想，但进县文化馆的大门，多年简直想都不敢去想。不过，由于爱好文艺，后来逐渐也认识了县文化馆的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后，有些年几乎每年都要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去“帮助”工作一段时间，使我同县文化馆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最先认识的县文化馆的人，就是唐宝义。他是原志愿军文工团团员，从朝鲜回来以后转业到昌黎县文化馆工作，是河北省著名的舞蹈家。他编创的舞蹈《捶布舞》，曾在1957年3月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中评为优秀节目，演出本被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成书出版发行。1965年冬天，我们学校出一个节目参加在县里的文艺演出，当时给我化妆的就是唐宝义。虽然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但在我们眼中他全然不是那种宣传中的“右派”形象。1972年，我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时，曾和他一起进行农村幻灯宣传工作。记得昌黎县的农村幻灯宣传报道，曾在“文革”前上过《人民日报》。
第二个认识的，是刘荣德。当年他是昌黎县文化馆干部，后来调到唐山市群艺馆当副馆长，演唱昌黎民歌很拿手，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也是著名的作曲家。1967年6月，“支左”的解放军让我们昌黎一中学生组织的一个文艺宣传队，到迁西慰问修建京哈战备公路的昌黎县民工。当时，派了刘荣德等人和我们一起演出，在我们演出的器乐小合奏节目中，他拉二胡，我打木琴。在迁西的大山里，我们摸爬滚打、白天黑夜辗转演出的情景，至今让我难忘。
第三个认识的，是马英俊。他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是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文工团团员，后来从河北省文工团调到昌黎工作。1970年12月，县里举办全县的文艺汇演，我们村的文艺宣传队也参加了那次汇演。演出后，他找到了我，让我把自己创作的歌表演《喜送拥军爱民水》的词、曲抄一份给他。没想到，素不相识的他把我的这一作品推荐到了省里，并在1971年复刊的第一期《河北群众文艺》得到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由手写变成了铅印。后来，他又推荐了我写的诗歌《新女婿》，入选197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公社日子万年春》。
第四个认识的，是杨万富。她是河北省知名的女画家，我们都称她“杨大姐”。她和著名画家梁岩创作的国画《不让阿姨走》，在1977年夏天入选纪念建军50周年全军美展。1974年，她推荐我参加县文化馆的业余美术培训班，我画的年画《取长补短》和国画《山多高水多高》入选唐山地区美展，后一幅参加了纪念建国25周年河北省工农兵美展。1977年，她还推荐我参加唐山地区举办的美术学习班，得到几乎当时所有河北省著名美术家的口传身授。
 第五个认识的，是冯秀昌。他创作的歌曲在全省和全国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山里人儿好气派》，在1965年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节目。1975年，他刚刚“解放”出来回到县文化馆，我被借调到县里和他一起参加县里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并一起下乡体验生活，配合县里的中心工作写些小戏和曲艺演唱作品。在县文化馆的一间低矮的小平房里，我俩住了一个冬天的小火炕。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作品有好几篇发表在河北省和唐山地区的文艺刊物上。
 第六个认识的，是王来雨。他曾是县农民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兼编导，他编创的许多节目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过影响。1965年，他创作的表演唱《八大嫂闹深翻》，产生了很大影响。1978年10月，我到了县文教局创作组工作，他是我的直接领导。那时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还有董宝瑞、张永凌、李永棠、左守海和刘汉友。此期间我写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虽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也相继在省、地（市）级报刊发表了多篇。
再后来，我又认识了许多县文化馆工作的新老同志，如王世杰、高洪章、刘恕、苑学纯、高凤荣、李志华、张奉昌、赵枢密、潘晓光、赵希民、刘振源、孟祥慎、刘志才、周建国、袁国林，等等，他们也都或是全国或是全省或是全县的文化知名人物。在当年那段难忘日子里，或是在县里搞中心工作的宣传，或是去农村演出和辅导，我都是在这些文化馆的前辈和同事的带领下进行的。我们常常是工作通宵达旦，没有任何补助，没有夜间加餐。在他们言传身教下，我从思想作风到业务能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也为我以后从事的文化领导工作和专事文字编写工作奠定了的基础。
由于家庭成份高一些，当年为了调我，县文化馆克服了重重阻力。县文化馆馆长马英俊连续多年竭尽全力地向县里各级领导推荐，使我终于在1978年10月正式迈进了县文化馆的大门（那时县文教局创作组设在文化馆）。后来，县文教局副局长黄德玉、副县长赵维钧等，在许多问题上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再后来，又在文化馆众多老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下，将我一步一步地扶上了县文化馆和县文教局的领导岗位。就是到市文化系统工作，也是王世杰最先推荐，并得到黄德玉、刘德昌的极力举荐和帮助。我常想，如果是在物欲横流、人心叵测的今天，很难想象我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离开昌黎县里已经23年，每每想起往事，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此期间那些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县文化系统的前辈和同事，如黄德玉、刘德昌、王来雨、王维新、刘恕、高洪章、苑学纯、潘晓光等都已先后过世，健在的唐宝义、杨万富等前辈都是已经七旬或八旬的老人了，其他的同事也大多已经退休。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人对我来说，哪里是滴水之恩，应该是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帮助之恩，又该当何报？没有他们当年的提携和帮助，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每逢年节假日，县里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都不放假休息，当年我也有许多的元旦都是在岗位上度过的。光阴荏苒，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今天是2010年的元旦，新年我要祈祷：祈祷那些已经过世的县里文化系统前辈和同事，愿他们在九泉之下，那热情善良的灵魂能够永远得到安息；祈祷那些在世的县里文化系统的那些前辈和同事，平平安安健康长寿。一转眼，我的年龄也步入了64岁虚龄，做鬼的日子也已经为期不远了，套用春晚小品里丫蛋的话说，这辈子就是做鬼，也不会忘记县里的那些前辈和同事们的。
 2010年元旦
（齐家璐，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