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滦河上中游地区，自古就是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奚、女真、蒙古、满等游牧民族、半游牧（猎）民族的勃兴之地和活动舞台。他们与其南方的农业民族形成了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由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巨大差异，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文明程度的不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因而形成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并存共处和经久不衰的争斗的局面。南方的农业民族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进攻，历朝不断修筑长城，成为边关。边关长城不仅凝聚着华夏民族祖先的血泪与智慧，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与追求和平发展的民族精神。本文试就长城边关文化的内容作初步探讨。
    一、滦河流域长城边关的形成
㈠东胡寇扰与燕北长城的修筑
    春秋战国年间，诸侯争霸，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开始采用以步兵、骑兵为主力的运动战、包围战。楚、齐、中山、魏、郑、韩、赵、秦、燕9个诸侯国先后修长城以自保。燕国是战国七雄中国力较弱的国家。为了防齐、抗赵、御秦，燕国首先修了燕南长城，即易水长城，是燕国的南部边关。在燕国的东北部边境生活着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东胡族，强悍的东胡骑兵时常南下，严重威胁燕国北部边境的安全。燕昭王时命贤将秦开北击东胡，拓地千余里。为了阻止东胡继续骚扰，修筑了自造阳大古城（原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至襄平（原辽东郡治，今辽宁辽阳）长城。①是为燕北长城。这条长城西起今河北张家口，向东北经张北、内蒙古多伦、独石口等地，东入河北丰宁、围场两县，进入辽宁的朝阳，再向东越过毉（yi）巫闾山，到达辽东（据《史记· 朝鲜列传》记载：其后燕长城又东展至朝鲜半岛）。全长1200余公里。规模相当可观。在张北、多伦、丰宁、围场等地有壕堑、边墙等遗址可按。关于修筑的时间一说在燕孝王在位时（公元前257-255年）或燕王喜即位初年（公元前254年），待考。这样在东胡和燕国之间形成了一道长墙。战国晚期燕国修筑的燕北长城是滦河流域最早的长城，成了燕国与东胡的边关。
㈡匈奴南下与秦修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当是之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族逐渐强大起来，南下河套地区及滦河上中游地区。匈奴人不断从秦国的北部边郡全线出击，威胁秦朝。秦始皇派蒙恬将兵30万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并于公元前213年下令筑长城，“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 ②即对原来燕国、赵国、秦国三国长城进行补缮、增筑、延伸，加以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绵延万余里，历9年完成。临洮，今甘肃岷县；辽东，泛指辽河以东，据《晋书·地理志》和《通典·高句丽传》载：秦长城东起于乐浪郡遂城之碣石，即今朝鲜半岛平安南道之龙岗地区。这条秦长城，在今天我们见到的明长城以北较远的地方。秦长城大多是用夯土的办法筑成的。这虽是早期的夯筑办法，却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秦长城土色皆紫，故称紫塞。秦朝在滦河流域修筑的长城，创少而因多，基本上是对燕国长城加以修缮。“燕北长城就是秦长城之东段。” ③亦称燕秦长城。滦河流域的这些长城再次成了秦朝的边关。
㈢汉朝重修长城以御匈奴
西汉朝建立初期，承秦末战争之蔽，国势孱弱；北方边郡时常遭到匈奴南下骑兵的骚扰和破坏，不得安宁。汉文帝派令免、苏以、张武等将领坚守，并修缮了秦朝所修的部分长城。当时滦河流域多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西汉初期，这里秦朝修建的长城暂时无法修复。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盛，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反击，匈奴人退回到蒙古高原北部。为了巩固边防，西汉王朝在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土地之后，重新修缮了秦朝修筑的长城，滦河流域的秦长城也得以修缮。同时汉武帝还新筑了河西走廊的长城，又在秦长城之北千里修筑城障、列亭、堠燧等军事防御工事，称为“边塞”，推进到了秦长城以北更远的地方。东汉时期，虽有“光武中兴”，但国力与西汉王朝有很大差距，所以只对长城作了有限的修缮。两汉时期，滦河流域仍然是汉朝的边境，这里的长城是汉朝的边关。
㈣北魏、北齐与北周长城
自东汉至魏晋，长城没有兴过大的工程。十六国北朝时期，兴起于东北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在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泰常八年（423年）北魏修筑了东起今河北赤城（滦河上游附近地区）西至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的长城，限制了新兴的柔然族的军事行动，这是滦河流域西侧出现的新长城，是北魏对抗柔然的边关线。
北齐、北周时期，中国北方的柔然、突厥、契丹等几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不时进犯北齐、北周的北部边郡。北齐皇帝为了北拒柔然，西防北周，曾经7次修筑长城，形成内外两条主线。继秦汉之后，明朝之前，规模最大。④北齐修筑了西河总秦戍（鲜卑语军戍名，今山西大同西北）抵海（渤海）的长城，是为外边，经过滦河流域。根据《北史》《北齐书》记载这条长城前后修筑3次：（1）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年），“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寿鹏飞：《历代长城考》认为“此为今陕北清水营至山海关之外边大长城，今存晋察冀三省大边长城，实始于此。是地有城，魏晋以前史书无纪焉。可知非燕秦旧筑矣。”（2）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年），又事兴筑，“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3）《北齐书ž斛律金附斛律羡传》：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年），“自库堆戍（今古北口）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这一次又作进一步连缀补充而成。滦河流域是北齐同北方游牧民族的边关地带。
北周统一北方以后，北方的突厥、契丹日益强大，多次南下进犯北周。为了加强防务，后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征发山东各州人民修缮原北齐长城，自雁门东至碣石（今河北山海关一带），未有新筑。
北魏、北齐（北周）长城对于燕秦长城和西汉边塞而言，边关内移。明朝所修内外两边，悉基于魏齐长城。
㈤隋朝长城
隋朝时期，突厥、契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更加强大，对隋朝的威胁日益严重。隋文帝采取“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的方针。开皇元年（581年）因营州刺史高宝宁与突厥合军攻陷临榆镇（今山海关），隋文帝下令缘边修堡障峻长城以备之。目前唐山的一些出版物认为今遵化境内的罗文峪为隋朝大将罗文所修，所据为何，尚不清楚。查《隋书》罗文无传。隋朝共筑长城7次，多在秦陇地区。至此以北魏、北齐长城为基础的东迄山海关，西至今甘肃的长城基本完备。
㈥金代的明昌长城
金朝末年，蒙古军队不断南下掠夺金朝的北部边郡，金朝修筑了长城。据史料记载，金朝长城大多修建在金章宗明昌时期，有两道：明昌旧城和明昌新城。都在原燕秦长城以北，明昌旧城更远。明昌新城修建于1161-1196年间，远位于明昌旧城之南，又称金朝内长城、金壕堑、边堡。这条长城西起于静州（陕西黄河河套附近），东达混同江（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处），经过滦河流域的今张家口、承德地区，成为金朝同蒙古汗国的边关。在今承德丰宁境内发现金代明昌新城遗址，保存较为完整。⑤金朝的明昌新城与以往的长城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多支线工程，点、线、面相互结合，构成了网状防御体系。金朝还在这条城墙之外普遍挖了壕沟，在重要的地段设立了双堑、重濠。界外濠、外墙、内濠、内墙排列有序。在主长城上，广泛设立军事作用很强的马面，同时在长城两侧多设戍堡、关城建筑。这里长城大多是就地取材，有夯土筑、土石混筑、石包土等。金朝修建的长城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朝长城，许多方面借鉴了金朝明昌新城修建的经验。
㈦蒙古势力的威胁与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
自唐初、五代、两宋至元末，近800年间，除金代于塞外别有兴筑外，历朝或以版图广大，或因疆土内缩，或无意守边，均不以长城为重。旧有长城经久失修，遂以废圯（yi）。明朝******************了元朝的统治，但并没有能够将元朝的残余势力彻底消灭。残元势力退回蒙古高原以后，时刻企图南下复辟。明朝初期，太祖、成祖曾多次派军北征蒙古大漠，打击元朝的残余势力，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边患。明朝北部边境面临严峻形势，需要再建长城屏障。从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就派人修筑长城，在滦河流域首先对北齐、北周、隋文帝所修长城进行修缮；并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修筑了烟墩、戍堡、关塞和壕堑；在局部地区把土墙改筑成石头墙；又令徐达修筑了居庸关至山海关的长城，令冯胜修筑了山海关附近的长城10公里，敌台11座。永乐、宣德年间又修烽墩和一些塞堡。明成祖将居庸关至山海关500多公里的长城修得高大坚固，以卫京师。永乐以后，明朝廷迫于蒙古的压力，在东北部边境放弃了大宁路及其附近地区（今河北承德一带）、中部放弃了开平一带（今内蒙古宁城附近）、西部放弃了东胜一带（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疆土内缩，与蒙古势力进一步对峙。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边防松弛，蒙古势力利用这个机会从多个方向南下，威胁明朝的北部边疆。明英宗正统年间，瓦剌首领也先率领军队从北京西北部攻破长城防线，在土木堡俘虏了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明世宗嘉靖年间，鞑靼首领俺达汗率领蒙古军队从古北口南下，兵锋直抵北京，严重威胁到明朝的心脏地区。所以明中叶以后，明朝廷在贯彻以守为主的战略中，又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修筑以大同、宣府、独石口为第一层（滦河上游附近地区）；居庸关、白羊关、雁门关、紫荆关为第二层；涿州、真定、易州为第三层的防御网。为了加强长城沿线的防务，明朝廷将山海关至嘉峪关长城沿线分设九边重镇，即划分为九个防区。此为外边，亦称大边，是为明朝的北方边关。而于辽东，别筑柳边城。又有内边，不在滦河流域之内。滦河流域的长城主要属于九边中的蓟镇管辖。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后，为了防御不断南下的蒙古军队，主持重修和增修了山海关至居庸关灰岭口600公里的长城；重新修缮了已倾颓的长城 ；又对旧有的长城加宽加高，在重要的地段修建双层城墙或三层城墙，设立1200多座高大坚固的空心敌台；增修了山海关城到南部海边（老龙头）的长城。戚继光任职16年间，始终未辍修筑。他去职之后的数十年间，明朝又不断加以修缮。
明朝后期，同蒙古族的关系逐渐缓和。但是明朝东北部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强大起来，不断蚕食明朝的辽东地区。随着辽东地区的失守，蓟镇一线的长城成为明朝同后金政权对峙的前线。明朝末年全力修筑蓟镇长城，滦河流域城堡相连，烽火台相望，点线面的防御结构更加完善。明长城的修筑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有明一代，曾18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其防备之至，实为前代所未有。
明长城东起鸭绿江（一说为今丹东虎山），西止嘉峪关，全长12700多里，历200多年修成。明长城虽有北魏、北齐和隋长城的基础，但据有的学者估计新筑的工程量增加过半。明长城是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完备的长城。明长城大约包容了1.5亿立方米的泥土，5000万立方米的砖石，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巨构，被誉为世界第7大奇迹。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滦河流域的明长城是东部长城的一部分。
回顾在古代战争中，世界各国普遍修筑城堡作为防守的屏障，但是工程之大，首推中国的长城。2000多年来，修筑长城的总长度，至少在5万公里以上。
明朝修长城主要靠戍防的军队和征调民夫。长城沿线的地理情况复杂多变，不是高山峻岭，就是大河深谷，施工条件极为艰难。民众创造了“因地形，用险制塞” ⑥；“因边山险，堑溪谷” 的经验，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既可控制险要，又可节省人力和材料。建筑材料除土、石、瓦、木料外，明代以后还要就地烧制砖和石灰。在迁西大岭寨发现的明长城的砖窑群和石灰窑群，重现了400年前滦河人修长城的场面。烧造的砖强度达到237公斤，与现代机砖强度262公斤相差无几。表现了滦河民众非凡的意志，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当时一般是冬天冰冻期备料，春天解冻后施工。在没有先进的施工机具和运输工具情况下，运输材料主要靠人背、肩扛、筐挑、杠子抬和手推小车、滚木、撬棍、绞盘、“飞筐走索”等简单机具，其施工之难可想而知。施工民众不知牺牲了多少性命！长城的一砖一瓦一土一石都浸透了劳苦大众的血汗和泪水。正如唐山学者王振良所言：那些至今游荡在历史星空下的筑城冤魂，是我们研究长城时应该谨记于心的。
㈧清代长城边关意义的消失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清朝将东北视为 “龙兴之地”，禁止随意向这一地区移民；并通过两次雅克萨战役击退了俄国对这一地区的扩张活动，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消除了来自东北部的威胁。同时与活动在蒙古高原的蒙古各部通过建立政治联姻，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康熙时期又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清初康熙、乾隆等几位皇帝，对北方蒙古族采取了怀柔政策，在今天承德地区建立避暑山庄，修建了外八庙，并借木兰秋狝之机，进一步密切了与蒙古族的关系。清朝国家空前统一，原来作为明朝边关的滦河流域，成了清朝统治的腹里，设立直隶行省进行统治，长城失去了边关要塞的作用，视同古迹。康熙皇帝玄烨到东海巡视时写过《蒙恬所筑长城》一诗，否定了秦修长城的作用。
“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⑦
清朝采取了“以德不以墙”的政策，整个清朝时期，一直没有修筑长城，乾隆时期还拆毁长城。作为边关防御主要阵地的长城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
二、边关长城的构造与建筑特征
㈠冷兵器时代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长城是古代军事工程。在热兵器没有发明的古代，刀、矛、剑、戟等冷兵器是主要兵器。马匹是战士的载体。战争一方，往往筑高城深堑，立关险以御。一旦外敌入侵，则可以居高临下，据城固守。这种防御手段对那些游牧民族的骑兵尤其有效。游牧民族的骑兵，彪悍异常。以野战见长，“来无时，去无所”，飘忽不定；“穷追无所获，屯守又多费”。⑧长城的修建，在敌方还没有到来之前，将他们挡在了国门之外；游牧民族的骑兵，既不能攻城，野掠无获，往往草尽则走。这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战略。不仅可以巩固防御取得的胜利成果，并且可以利用长城随时转入反攻。那些城墙、烽燧、亭障是进攻的前沿基地，同时又可随着前锋兵马的推进不断向前延伸，兵锋指向哪里，长城就会修到哪里。应该说长城是一道攻防两便的军事屏障。
到了明朝时期，滦河流域的长城防御工程得到进一步完善。明长城绵延万里，是一个严密完整的防御堡垒体系。除了防御作战系统，还包括烽火传递系统，驿传交通系统和军需屯兵系统。从朝廷兵部——九镇——各路——关隘——城堡——烟墩——敌台，形成一个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防御网。明朝长城是长城防御工程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建筑结构和形式上各具特点。
1、长城城墙。是长城建筑的主体，也是长城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城墙高而且陡，敌方很难攀爬而上。明朝廷在平原和要隘之处修建了坚固、厚重、高大的城墙，有石城墙、包砖墙等。在高山险要之处，长城的城墙多选择在山脊之处修建，充分利用山体。特别是陡峻险要无法筑墙的地方，采取了“山险墙”、“劈山墙”；“山险墙”一般依靠峻峭的山脊用砖石垒砌，“劈山墙”指将天然山体铲削成陡立的墙壁。 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和财力，又增加了长城的防御能力。迁安石门子关、白羊峪长城采用的就是这样的城墙。⑨滦河流域归属蓟镇管辖的长城大部分采用砖包墙，增加了进攻者的难度。
2、敌楼。又称敌台，是和城墙连为一体的建筑。用于侦察和射击敌人，驻军人数2—5人不等。明以前的长城敌楼都是实心的，故称“敌台”。明长城上的敌台，多骑墙而建，称空心敌楼。根据《明史·戚继光传》的记载，空心敌楼是戚继光修筑蓟镇长城时首创的。一般分上、中、下三部分。下部为基座；中部空心，形成室内空间，驻守士兵及存放粮秣、兵器；上部为台顶，大多建有楼橹，可以遮风避雨。敌楼之间两两对应，互为犄角，一处有警，左右很快可以相救，军情迅速传遍长城内外。
3、关隘。又称“关口”、“关城”、“关津”“关塞”等。《辞海》解释为“要塞；出入的要道。”也是长城防守的重点。明朝长城的关隘，常建于河流通过的山口、山海交接和山地与平原毗连的险要之处，形成城防体系。关隘上所筑的关城，是长城防御功能的支撑。关城大多修有方形或多边形的城墙，筑城楼、墩台。驻扎较多的士兵，储备兵器、粮秣，以支持关城所管辖的各点作战。明朝在滦河流域的长城及其附近的地区设立了山海关、桃林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关口，其中以山海关和金山岭城防体系最为完善；喜峰口长城很有特色。
山海关今属河北省秦皇岛市。明朝利用渤海、燕山之间的狭窄地段设置了山海关，地势险要，素有京都锁钥之称。所谓“幽蓟东来第一关，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城呈四方形，周长4公里多；城墙外部以青砖包砌，墙高约14米。外有宽5丈深2.5丈的护城河围绕。四面有城门，皆建有城楼。东西两侧建有罗城以为前卫，南北两侧不远处各建有翼城，作为屯兵之处。关城的东门外，有许多城堡、墩台，作为前哨。在高大的城台之上建有“天下第一关”城楼，高3丈。城楼有两层，东南北三面有箭窗，可以供放箭使用，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⑩
金山岭长城是明长城中最有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位于今河北省滦平县与北京市密云县交界地，因修建在大小金山而得名。全长约20多公里。也是按照“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随着山势的起伏而修建的。凡是山势陡峭的地方，城墙就低些；凡是山势平缓的地方，城墙便高些。城墙以坚硬的条石为基，上部用青砖包砌。城墙高约5——8米，顶宽5米，底宽6米。上窄下宽，沉稳坚固。修瞭望孔和射击孔，并筑炮台。同时每隔二三米铺设砖砌排水沟，以防墙顶积存雨水侵蚀墙体。在城墙内侧的下部，每隔不远距离就有两座券门，大多数设在敌楼附近。券门内有石梯通向城墙顶部，遇有紧急情况，守城士兵可以从券门登上城墙，投入战斗。城墙顶部的马道均用双层的大方砖铺面，可以容纳六七人并行。遇有陡坡，便用砖砌成台阶，上下方便。这种马道在长城其他地段很难见到。城墙上排水沟靠外侧一端，有一个擂石孔（也叫悬眼），守城士兵可以从擂石孔施放滚木、礌石以打击敌人。宇墙上设有上、中、下三层射击孔，可供士兵以立、跪、卧三种姿势来射击。金山岭长城每逢深沟峡谷，便修关口，主要关口修筑重墙。同样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11布局谨严，攻守两宜，既能出关巡逻，又可对敌进行迂回包抄。金山岭长城建有100多座敌楼，敌楼密集，形式多样，造型独特，是金山岭长城一大特色。
喜峰口是明代洪武初年，大将军徐达在燕山山脉首建的32座重要关隘之一。明代永乐以前称喜逢口。位于今河北省迁西县与宽城满族自治县交界处。喜峰口新关城设在古松亭关外。雄踞滦河河谷，左右高山对峙，奇峰峭立，险要天成。又左有潘家口，右有董家口，三关连横，更是雄险无比。喜峰口关外筑镇远楼，高13米。关内筑路城、墩台控制险要。喜峰口关城建筑结构十分奇特，为“曰”字型平面的三道套城。城高4丈，出入关城要通过三道门。三重关门之间由坚固的石基砖墙连成一体。第三道关门外，又筑圆形瓮城（又称月城）围护，形成四道关门。可谓戒备森严，确有金汤之固。关城北侧三关水河道建桥城，桥城下建水关，也很独特。关城四角建台，上有角楼，形如碉堡。关城内侧有宽阔的马道，可环套城防守作战。城门四角有箭窗。城墙上顶部宽约5米，可容5马并行或10人并进。墙顶外侧有砖砌垛口，高约2米。垛口上置小洞瞭望敌情，垛口下有射击小孔。12
4、烽燧、驿站、递铺。滦河流域长城线上，有完善的军事情报传递系统。这个系统包括烽燧、驿站、递铺。烽燧也称烽火台、“烟墩”、“烽堠”、“墩台”、“狼烟墩”等。滦河流域的烽燧系统大多建在长城之上和长城两侧，地点多选择在易于瞭望的山岗和丘阜之上，相隔大约5公里。烽燧广积柴草、狼粪，狼粪烟可以直上云霄，于远处可见。一般是夜晚举火，叫烽；白天燃烟，叫燧。点火燃烟时加硫磺、硝石助燃。后来加上放炮。这种传递系统会在两三个小时内将信息传递到附近的驻军。
驿站是长城情报传递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传递的是圣旨、公文、军情。驿站和烽火台相辅相成，烽火台的主要功能是报警，来犯之敌的详细情况要靠驿站来传递。长城沿线均设有驿站。执行公务的驿使凭借相关的证件可以在驿站内吃住和更换骡马或轿子、车船，索取相应的物品。在滦河流域辅助长城而设立的驿站有：榆关驿（抚宁）、芦丰驿（抚宁）、滦河驿（卢龙）、沙河驿（迁安）、三河驿（三河）、渔阳驿（蓟县）、樊阳驿（玉田）、义丰驿（丰润）。驿站之下还有递铺，跑步或快步传递一般的信息。
5、城堡。即大小不等的屯兵城。也称堡，往往有城墙围绕，故称城堡。用于长城区域内的军队驻防、储粮、练兵的营盘。明代长城沿线设九镇镇守，镇下设路，路下设关、口。城堡按等级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13一般建在长城内侧。镇城为总兵驻地。蓟镇总兵驻地在今迁西三屯营，统军大约10万。路城可容两卫兵力，卫城周长6—9里，所城周长4—5里，驻军千余人；堡城最小，周长1—3里，屯兵200—400人。每座堡城分工负责一段长城及其附近的烽燧、敌台防务，是基层一级指挥机构。堡城非常密集，一般“五里一墩（烟墩），十里一堡”。城堡与关、口相结合，一旦有警，召之即来，形成一条连营防线。
6、军需屯田营。为了解决戍守长城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明朝在长城脚下设立了屯田机构。屯田是长城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在长城沿线主要是军屯，一是专事屯种的屯军，二是军士亦戍亦耕，战时为兵，编入作战序列；平时务农，兵农合一。军屯的土地由国家拨给或屯军自己开垦，耕牛、农具和种子也由国家配发。收获的粮食，一部分供给屯军口粮；另一部分作为卫所军官的俸禄。专事屯田的军士别立户籍，称为军户，军户世袭，永世不得脱籍，甚至难以随意离开屯种的土地。军屯制度实现了军饷自给和强兵足食。免去了军需的运转和损耗，节省了国家开支，为军队长期戍守长城边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明朝的屯田与明朝相始终，在滦河流域尤其广泛。今天从长城沿线许多村庄的名称上还可以看到明朝军屯的影响，许多村庄是以“屯”、“营”来命名的。如迁安的刘官营、孟官营、夏官营、包官营，抚宁的留守营等。冷口东有一村庄，至今仍称“军屯”。
    ㈡长城的建筑工程成就与审美价值
1、砖砌城墙。长城的主体是城墙，城墙将两侧的敌台、烽火台、城堡、障堠、关塞、隘口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点、线、面组成防御网络，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面。昔日关隘雄风依旧，金戈铁马之声犹闻。滦河流域的长城城墙，平原地以沙土为填充物，外部有青砖包砌。这些青砖大小相对规则，为长城的构建提供了方便。高山处的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来修建，以山石、土坯为填充物，用条石包筑而成，迁安冷口西侧的长城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那里的长城修建在凤凰山的山顶上，由于山势南缓北陡，从凤凰山的北侧看，城墙显得高大雄伟。滦河流域的长城城墙大多砖、石混用，砖包长城上的砖，除大量的墙体砖以外，还有许多异型砖，像垛口两侧和顶端的抹砖、墙体上的射孔砖等；不仅烧制水平高，而且形制多样，饰以各种花纹。特别是大量的长城砖上都有不同的字样，如在今山海关地段的长城上，以及长城陈列馆中有许多刻着“滦州”、“建昌营”字样的青砖。在金山岭长城墙上有刻着“南北路造”、“万历六年延绥营造”等阴文及阳文字样的砖。瓦和石料也都既实用又美观。从长城城墙的构建、用料以及在形式上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先人在长城的修建中，考虑了就地取材，也考虑了艺术性。长城是军事、艺术融为一体的结晶。  
2、拱门的砌筑技术。长城上关口、城堡和敌台等建筑物中，有许多技艺高超的拱门。这些拱门中，有用青砖砌成的，也有用石块预先制成的。滦河流域有许多用青砖砌筑的大跨度的拱门，至今有些青砖已严重风化，但整个城门仍巍然屹立。砖块和砖块之间用白灰浆粘结，几乎没有缝隙，表现出当时砌筑拱门的高超技能。那些用石块预先制作的石质拱门，构建之间几乎是天衣无缝，同青砖墙结合在一起，更显得长城的坚固；而且制作技艺复杂精细，反映了当时建造者匠心独运的才华。
3、建筑装饰艺术。长城建筑中以排水建筑艺术性最为突出。滦河流域长城上的排水沟一般修建在城墙的两侧，是一条狭长的凹地，融化的雪水和雨水顺着方砖流入凹地排水沟，再由排水嘴吐出城墙。吐水嘴由条石制成，伸出墙体之外，石匠将吐水嘴雕刻成兽状。此外，长城关隘的券门、敌楼上还有许多石刻和砖雕，艺术性也非常高。据承德学者封瑞功考察：金山岭长城有数不清的射击孔、瞭望孔、吐水嘴分别饰以桃形的、箭头形的、刀把形的、云钩形的、锯齿形的、漏斗形的图案，个个精巧别致。100多座敌楼，有方形楼、扁形楼、圆形楼、拐角楼；有平顶、穹窿顶、船篷顶、四角钻天顶、八角藻井顶，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有些敌楼的飞檐上装饰有垂兽、望兽等形象逼真的浮雕；有些敌楼的墙壁上装饰有多种花卉兽类的雕刻。表现了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特点。金山岭长城精湛的修造艺术可谓明长城之精粹。14
4、长城的审美价值。长城不但是一道军事防御的工事，同时也是一道靓丽的建筑艺术杰作。它翻山越岭，过沙漠，涉河流，宛如一条巨龙飞腾在北国的大地上。滦河流域的长城大多修建在燕山山脉的山脊上，所过之处地形复杂险要，修建者用险制塞，平原处墙体厚重高大，险峻山岭处借助山势，建造得比较低，远远望去，高低起伏，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深深地体现了视觉之美。有《长城》诗云：“一带蜿蜒迤北平（郡），堑山堙谷亦天成。”长城所显示的美属于雄壮之美，以宏伟、刚强、粗犷为特征。雄伟的关城，流转若动的城墙，挺拔的城楼和敌台，就像钢琴的键盘，弹奏着美妙的旋律。上下起伏的长城把原本存在的美体现得更加清晰，原本无情的自然配上长城，形成了人类活动同自然的和谐之美。和谐之美在滦河流域的崇山峻岭、平原、台地中的长城上尤为突出。美术家评论说，长城“宛如神奇的巨笔在北国大地上一笔挥就的、气势磅礴的草书：城上的敌楼就是这草书的顿挫，雄关就是这草书的转折，而亭、障、墩、堠是草书中错落的散点，形成一幅结构完整的艺术巨作。”15充分展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成就。长城，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意志和力量的标志。已故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过：“中国最伟大的美术、最壮丽的美，莫过于长城。……要拿长城的壮美作为我们美的标准。”
三 、长城边关地带的民族争斗与民族交往和融合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东汉蔡邕语曰：“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滦河流域的长城边关地带，包含了旱作农业经济发展带和游牧经济发展带，长城边关就坐落在这两个经济、文化带的自然交汇处。它既将两种经济、文化分隔开，又将两种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这两种生产方式各有不同的特点。农业需要定居稳定生产，畜牧业却是在流动中放牧。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常常造成与具有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农业经济的失衡。因此这两种生产方式自古就存在矛盾的一面，甚至出现严重的对抗。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两类经济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经济不仅需要畜牧业为其提供牲畜、战马、皮毛和珍贵药材；同时也需要游牧地区作为销售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市场。同样，游牧地区不仅需要农业地区提供粮食、手工业品和铁、铜等矿产品；同时也需要把畜产品和药材销售到农业地区。因此长城边关历来就是两大经济地区商业贸易和物资集散之地。
长城边关地带的民族格局反映了地理的生态结构。在农耕和游牧两类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南方的农业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两大系统的民族。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是民族间军事的、政治的争斗；一方面是民族间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交往。中国自古以来在长城沿线民族关系就是非常复杂尖锐的问题。战争与和平时期交替出现，但民族的交往始终存在。长城是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
(一)滦河流域的长城边关地带首先展现的是战国时燕国与东胡的共处与争斗局面。东胡人居住在匈奴的东部，主要活动在燕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大约在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燕国和东胡交接的地区，经常遭到东胡骑兵袭击，双方时有战争。《史记·匈奴列传》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此后匈奴冒顿单于大破东胡，东胡部落联盟开始瓦解。东胡同燕、赵等国虽然战争不断，但双方在和平时期的交往仍然频繁，燕国所产的鱼、盐、枣、栗为东胡人所需要；在东胡的旧地，发现了大量南方农耕地区的货币、青铜器，充分说明了双方交往的情况。东胡人的习俗也影响到南方农耕地区，胡服骑射便是农业民族向东胡学习的例证。
（二）战国秦汉时期，匈奴与中原王朝和农业民族进行了长期的反复争斗。匈奴最初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河套地区（内蒙古阴山、大青山一带），政治中心在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奴隶主贵族利用中原诸侯国互相争雄、无暇北顾的时机，以阴山为根据地，对四周邻族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公元前310年左右，匈奴的骑兵开始劫掠燕国的北部边郡。匈奴骑兵还越过黄河，夺取了河套以南的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势力到达燕国和赵国边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第二年越过黄河，控制了匈奴人掌握的高阙（内蒙古临河）、阳山（内蒙古狼山）、北假（河套、大青山一带），匈奴头曼单于迫于秦军的压力，向北退却700余里，十余年不敢南下牧马。
西汉初年，由于长年的战争，国力孱弱，“白登之战”使汉朝统治者深深感到无力与匈奴争锋，转而采取了和亲政策,然而匈奴仍然没有完全停止寇扰。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初期，双方基本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交往。匈奴人从汉朝学会了统计牲畜和征收赋税的方法，学会了穿井、筑墙盖房子的技术，汉朝运往匈奴的手工业品成为匈奴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的马匹大量输入中原，汉朝发达的养马业与匈奴马匹的大量输入有密切关系。汉族的铁器和其他生产技术的传入匈奴，进一步提高了匈奴人的生产力水平。16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匈奴不断入寇辽河流域辽西、上谷、渔阳诸郡，杀掠吏民。史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秋，匈奴数入边地，渔阳地区遭受袭扰尤甚。翌年秋，匈奴两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掠两千余人。后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汉朝遣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此时汉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空前提高。于是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反击战争，元朔五年（前123年）、元狩二年（前120年）、元狩四年（前118年）曾三次由右北平郡（今卢龙、滦县一带地方）发兵出击匈奴，匈奴的势力逐渐退出蒙古高原南部。汉宣帝时期，联合乌孙进击匈奴，匈奴势力再次被削弱。到了西汉末年，匈奴控制的北方各族不断起来反抗匈奴的统治，匈奴在北方的统治呈瓦解之势。和西汉接邻的匈奴呼韩邪单于南下向汉朝称臣，匈奴和汉朝结束了150多年的对立关系，西汉应匈奴呼韩邪单于的请求派王昭君出塞和亲。此后40多年间没有发生过战争。
东汉初年，匈奴利用东汉政权尚未巩固之机，曾多次进犯中原，后因为蒙古高原地区旱灾、蝗灾才转为派人到滦河流域的渔阳地区求亲。此时，因得不到单于王位的匈奴日逐王于公元48年率领八部四五万人到内蒙古五原，愿意永为藩属。东汉王朝接受日逐王的请求，让其沿用呼韩邪单于的封号，建立了南匈奴政权。公元49年，汉朝允许南匈奴入居塞内，同汉人杂居。公元89年东汉王朝利用北匈奴的内乱，派大将窦宪出击匈奴，北匈奴单于带领部族西迁。自此匈奴人退出了滦河流域。
（三）东胡和匈奴相继退出滦河流域的历史舞台后，继之而起的是乌桓族。乌桓生活在乌桓山（今辽河下游以北的西拉木伦河、内蒙古昭乌达盟科尔沁旗附近），原为东胡的一支。西汉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以后，乌桓人从匈奴人的控制下解脱出来，接受了西汉的管辖，汉武帝将乌桓人迁徙到滦河两侧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的边塞外居住，为朝廷侦察匈奴人的动静。在汉朝的影响下，乌桓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强大起来的乌桓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时而联合汉朝进攻匈奴，时而联合匈奴掳掠汉朝，一直处在汉朝和匈奴的夹缝中生存。西汉末年，乌桓势力得到扩张。东汉初年，派大将马援进攻乌桓，但是遭到了乌桓“尾击”而损失严重。于是放弃了军事进攻，改用经济援助进而进行控制的策略。公元48年，乌桓向东汉称臣，接受东汉的统治，双方的友好关系逐渐增强。乌桓的牲畜、弓箭、虎豹皮贡献到汉廷。东汉王朝在今宣化设立乌桓校尉，代表汉朝管理乌桓事宜。大量的乌桓人参加到东汉的军队中，乌桓的骑兵成为东汉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东汉末年，乌桓人利用动乱的政局趁机起兵，掠汉民十余万户；攻破幽州，逐渐控制了辽河流域的辽东、右北平、辽西、上谷等郡，成为东汉末年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军阀袁绍割据河北时期，借汉献帝之名封乌桓王为单于。官渡之战后，袁绍的残余势力逃亡乌桓地区，曹操率领大军北伐乌桓，军次无终（今天津蓟县），以无终人田畴为向导，不走沿海大道，出其不意走卢龙塞（今潘家口），上徐无山，堑山堙谷500余里。经白檀（今承德西南）历平冈（今八沟界），涉鲜卑庭，东奔乌桓的统治中心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曹操登白狼山（在今八沟），大破乌桓，降服乌桓20万众。把俘获和归附的乌桓人迁到内地，同汉族杂居，这部分乌桓人逐渐同汉族人融合。留在原地的乌桓人被后来的鲜卑人控制。
（四）继乌桓而后，活动在滦河流域长城两侧的是鲜卑族。鲜卑族也原属于东胡族，生活在鲜卑山（今吉林与内蒙古交界处）。匈奴冒顿打败东胡后，鲜卑臣属于匈奴。汉武帝派霍去病攻破匈奴左地（东部）后，将乌桓人内迁，鲜卑人乘机转移到了原来乌桓人活动的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匈奴的控制，经常同匈奴一道寇扰东汉王朝的东部边郡。东汉时期，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东汉采取了联络鲜卑孤立北匈奴的政策，此时鲜卑的大都督偏可向辽东太守表示归顺。公元54年，鲜卑人的首领进入洛阳，接受东汉封赏，鲜卑人归顺了东汉王朝。公元83年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鲜卑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朝和鲜卑在和平友好时期，有过密切的交往，中原的“良铁”和丝织品不断输入鲜卑，鲜卑的马匹和皮制品也不断进贡到东汉王朝，近几年，在鲜卑居住的旧地，出土的大量鲜卑人的用品证明了这一点。西晋时北边又遭鲜卑寇扰，史载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鲜卑犯辽西，被平州刺史于婴击破；太康六年（285年）鲜卑慕容廆（wei）犯辽西，杀略甚重，晋武帝遣幽州军战于肥如（今迁安东北），廆众大败。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直接控制了滦河流域的地区，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和友好往来。
（五）继鲜卑之后称雄于滦河流域长城内外的是柔然。它兴起于公元四世纪，源出东胡。柔然南部近邻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柔然对北魏采取了时战时和的政策，而北魏则以民族压迫政策对待柔然。公元423年，北魏在滦河上游地区多次进攻柔然。柔然为了得到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多次攻打长城地带，深入滦河流域。公元423年北魏太武帝对柔然进行猛烈打击，柔然的力量开始被削弱。柔然可汗吴提即位后，遣使者向北魏贡献名马，并于公元434年娶北魏西海公主，双方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好。公元5世纪以后，柔然内部分裂，力量削弱。公元523年，北魏北方六镇（滦河流域附近地区）起义，北魏利用柔然的军队镇压了起义，柔然得到了北魏重赏和殊礼，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公元6世纪以后，柔然被突厥征服。
（六）突厥族在隋唐时期一度称雄于北方。突厥族初兴于天山东部的博格多山脉。在公元六世纪木杆可汗时期，经过不断地扩张，突厥的疆域已经是“东自辽海（泛指辽河上游濒海地带）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滦河流域的长城两侧是其重要的活动舞台。北齐、北周时，突厥不时派兵入塞，掠夺人口和财物；时而又与周、齐和亲。隋朝开皇元年（581年）突厥军曾攻陷临榆镇（今山海关），开皇二年（582年）突厥兵寇平州，发五可汗控弦之士40万人入长城。唐朝初年突厥频繁寇扰边境。隋唐两朝前后曾多次出击突厥，突厥族分裂为东、西两部，东西突厥先后统一于隋朝和唐朝。
（七）突厥衰落后，滦河流域突厥控制下的契丹族在这个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契丹最初游牧于潢水（辽宁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辽宁老哈河）。在北魏统治的4—6世纪，契丹活动的范围开始到了滦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同北魏保持了朝贡关系，北魏在密云北（今北京密云）设立互市，契丹人用名马和纹皮同北魏交流。唐朝初期，契丹和唐朝时战时和，但以和好为主。唐高祖武德年间，契丹人酋长孙淑曹先后遣使入朝，同唐朝保持了朝贡关系。贞观年间，唐太宗东征高丽，契丹归附唐朝并随从东征。到契丹窟哥汗时期，契丹更是举部内服，唐朝在契丹控制的地区设立松漠都督府，赐契丹首领“李”姓。武则天执政时期，由于边臣政策的失误，契丹背叛唐朝，双方发生了战争，契丹人在滦河流域黄樟谷（今河北卢龙境内）打败了前去镇压的唐军，并一度攻到幽州、冀州一带。耶律阿保机称帝前后，滦河上游的大片地区被契丹人占领，滦河流域的长城边关地带成了契丹的内地。终唐一代，契丹和唐朝时战时和，契丹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社会、生产均有了巨大的进步。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八）辽朝末年，女真族在反抗辽压迫的战争中，逐渐由发源地白山黑水地区迫近滦河流域，先后占领了辽上京临潢、南京幽州、西京大同及其附近的地区，滦河流域尽为金人占有，长城地处金国内地，失去了固有的边关作用。金朝末年，蒙古汗国兴起于大漠南北，不断南下蚕食金朝土地，滦河流域是其进攻的目标。元朝建立后，滦河流域又成了内地，长城的边关作用削弱。
（九）明朝建立后，北方存在蒙古势力的威胁，有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鞑靼的骑兵经常寇扰滦河流域东部。瓦剌的骑兵经常寇扰滦河流域西部。明宣宗时期，兀良哈南牧，活动于今宣化至辽宁西部一带，明朝在兀良哈地区设立卫所，并在这一线进行互市，双方曾一度保持和平友好关系。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也先发军四路向明朝进攻，大同告警。明英宗御驾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被瓦剌俘虏。主战派于谦另立景泰帝，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先无奈放回英宗，双方互相妥协，明朝在同蒙古人接壤的地区进行互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部俺达汗在向明朝求通贡互市不得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攻到了北京安定门外，明朝被迫答应在宣府一带开设马市，进行贸易。隆庆元年（1567年），蒙古俺达汗勾结土蛮，兵分两路突入长城以内侧，俺达汗进扰山西，土蛮部蹂躏蓟州、昌黎、乐亭、卢龙长城沿线；土蛮骑兵还攻入滦州，烧杀抢掠3日而去，京师震动。后来由于戚继光的严密防守，使俺答汗无从下手。俺达汗只得“奉贡乞封”，明朝政府册封俺达汗为“顺义王”。此后蓟镇一带偃鼓息兵，长城内外的人民得以和平相处。万历元年（1573年），蓟镇以北土蛮部勾结蒙古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窥伺喜峰口，戚继光依托长城率部掩击，在戚继光所率军队的打击下，董狐狸被迫叩关请罪，放回掳去的边民，蓟镇一带再次兵息戈止。土蛮看到蓟镇一带无机可乘，于是东犯锦州，戚继光应邀率部兼程驰援。戚继光和辽东总兵李成梁联合作战，在狗儿河、石河重创土蛮，并乘胜追击百里，土蛮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辽东。隆庆和议后，明朝又在蓟、辽边境地区进行互市，与蒙古的和平交流进一步加强。
（十）17世纪，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后金利用了蒙古各部同明朝时战时和的关系，将明朝势力赶出了辽东地区。同时又同滦河流域的蒙古族联姻，巩固了对滦河流域的统治。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长城地带再次成为内地，滦河流域成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地域。
纵观战国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滦河流域长城边关地带曾发生过许多次民族战争，反映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在刀光剑影之下充满了血腥，人民饱受苦难。农耕地区常常是死人骸骨遍野，田园鞠为茂草。史载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乌桓与匈奴、鲜卑连兵略边，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治土垠，今丰润境）、辽西5郡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明朝嘉靖年间蒙古贵族俺答汗屡屡驱兵南下，“前后杀略吏民剽人畜以亿万计”。17这样的历史悲剧不时发生。明末顾炎武的诗《三屯营》：“一望幽燕人物尽，颓垣萧草不胜情。” 18  道出了战后的凄惨荒凉景象。但就整个历史长河而言，民族冲突和战争只是一个侧面，依然不是主流。另一个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的同化与融合。由于塞北游牧民族贵族军事上无法对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立国的中原王朝彻底取胜，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地区农业、手工业产品以补充自身单一经济不足，因而往往出现了较为长期稳定的和平交往局面。在和平交往时期，边关地带各民族的移民和相互迁徙，造成了多民族的错居杂处，从而丧失了单独的民族地域，于是便开始了民族的融合进程与文化的融合进程。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并逐步形成了以多数人的语言为共同语，精神文化、风俗也逐步趋向一致，进而各族间实行通婚，促使民族血统的合流，各民族体征消失和原来的民族意识淡化。久而久之，有一些民族逐渐消弱，甚至有的完全消失，而同化与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一些新的民族实体诞生了，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历史的主流。滦河流域长城边关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冲突、交流、同化与融合的历史。长城边关在农牧两大民族的碰撞、交流、同化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竖起了一座凝聚中华民族的丰碑。这正是长城边关的历史价值所在。
四、长城边关的历史作用、文化内涵与保家卫国的精神传统
关于长城的历史作用，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赞之者言其“绵亘万里，胡不敢入”；贬之者言其“漫役生民，疲弊中国”。我们认为滦河流域长城边关的修筑，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一是保卫农耕文明和农业民族的生存线。本来燕兴长城，汉修“边塞”，明筑“外边”，其目的都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限隔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生活区域，和平相安，寻求两种文化有序地生存与发展，而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即“防人掠，守己国，求安宁”，这是一种“闭关自守”的策略。应该说在古代大多数历史时期广筑长城不失为一种实际有效的对策。当然，决定战争胜负是多方面的因素。战争的性质，交战双方经济、军事力量对比，士气、装备，以及战略战术的应用等，都关乎战争的胜负。但在冷兵器时代，长城对于抗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防卫价值。这条人为的边墙是保护农业民族的田园家舍和国家安全的干城。对于保卫农耕文明和农业民族发挥了生存屏障的作用。
二是促进北疆经济开发的生命线。相当数量的屯垦军民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把苦寒地区的贫瘠土地开垦为产粮之仓；因军事防务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道路交通，为边关地区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促进北疆的经济开发发挥了重大作用；边关地区各民族的互市，实现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物资集散和交流，从而促进了边疆地带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通过修筑长城，遏制民族战争，有了和平环境，使北方长城沿线经济得到发展，其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今天唐山的一些县、镇、村，不少都是明朝发展起来，这同明朝在这一带修筑长城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初“靖难之役”后，京东是一片榛莽，经过明朝200多年的开发经营，成为较富庶的地区，长城的修筑有助力之功。
三是各民族之间交往和联结的纽带与关节点。在古代滦河流域的长城边关地带，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业民族长期共存，也相互争斗。长城作为边关地区的军事设施，不只是“闭关自守”，也“开关互利”，互通来往和相互吸纳。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和平共处时期，长城边关为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使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朝着相互配合的正常方向发展。来自五湖四海的戍卒、筑城民工和中原移民，把各地文化艺术和民风民俗带到长城沿线，这里又成了各族文化交流的平台。因此长城边关并非只是起过将两种经济文化和两类民族分割开来的作用，还发挥了将两种经济文化和两类民族汇聚联接在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上节已作了较多论述，不再重复。
长城边关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长墙物态文化，而且包括长城边关南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种生产方式的制度文化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两种生活方式的行为文化；包括围绕长城制定的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想；作为长城边关的重要配套措施军屯、民屯体现的经济思想；工程施工中采取分区分片分段包干办法所显示的管理思想；在为建筑工程的设计构造中显示的艺术思想；以及希翼凭靠长城边关调节民族关系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文化。19其中希翼凭靠长城边关调节民族关系，实现和平相安，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是长城边关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
两千年来滦河流域的民众，依托长城边关形成了保家卫国的传统，是上述“和平相安”精神内涵的体现。长城是人们爱家乡、爱祖国的精神寄托！为了保卫家乡，维护和平的生存环境，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滦河流域民众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谱写了一曲曲慷慨壮歌。西汉名将李广，召拜右北平太守，戍守滦河流域长城，“飞羽没石”，使匈奴数年不敢犯边，唐朝的王昌龄称之为“龙城飞将”。龙城一说在今卢龙城附近。那些戍守边关的将士餐风露宿，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疾苦和寂寞，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洒在了长城边关。唐代高适的边塞诗《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铁衣远戍辛勤久”20的诗句，正是戍守滦河流域长城士兵克服困难、不怕牺牲、守卫家园的真实写照。唐代钱起边塞诗《卢龙塞送韦掌记》：“万里飞沙咽鼓鼙，三军杀气凝旌旗”21的诗句，表现了边塞将士战马奔跃、鸣金击鼓、勇猛杀敌、夺取胜利的爱国情怀。
明代蓟镇总兵戚继光强化长城边防，抗击鞑靼的业绩，更是气壮山河，彪炳史册。戚继光出生将门，少有大志。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抗倭有功，有“一代战神”之誉。后调任蓟镇总兵官。蓟镇是明朝在北方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之一，管辖范围东起山海关，西至界岭口，长达1200多公里（今迁安、迁西、遵化境内的长城属于其管辖范围）。在戚继光到来之前，这段长城城墙低矮倾颓，年久失修，明朝后期，蒙古骑兵多是从蓟镇一带的长城突入内地，威胁明朝京师的。面对这种情况，戚继光在滦河流域的长城地带采取了修城、练兵、拒敌三项措施。戚继光用“修长城，保京师，保家乡”的口号来鼓舞士气。首先带领士兵把长城低薄之处加厚、增高，在城墙的外侧包以青砖或大理石，城墙上面两侧均设垛口以放箭，墙外修筑短坡来屏固城墙。在城墙上一定距离内修筑墩台，墩台一般分三层，把屯兵、屯粮、瞭望各个功能结合在一起；使千余里的长城各墩台之间，信息互通，互相声援，蓟镇长城固若金汤。紧接着，他根据蓟镇地区的地形特点和作战对象蒙古军队的特点，制定了车、步、骑兵配合作战的战术。在战斗中抵御蒙古骑兵以车战为主，兵车上配备了火箭、鸟铳、刀枪、长棍等武器，用车列成战阵，车与车之间连以锋刀向外的“拒马”，使敌人的步兵不敢接近。当敌人步兵真的迫近车阵时，步兵出击；当敌人退却时则派骑兵追击。戚继光创造的这种步兵、骑兵、车阵相结合的战术，使得蒙古军队难以发挥其优势。此外戚继光还修筑了蓟镇长城的115个关塞，尤其是滦河流域的喜峰口、青山口、潘家口、刘家口、榆关、冷口等关口均派重兵把守，大大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明万历诗人陶允宜作《喜峰口道上呈戚少保》诗，书写了他保家卫国的丰功伟业。
蓟门往事震京华，十六年来静不哗。
路出万山通鸟道，城悬千嶂压龙沙。
空中云影连楼阁，夜半风声度鼓笳。
老将莫怜心力破，金汤终古在皇家。22
戚继光沉郁凝重的报国之心跃然纸上。戚继光几乎把他的大半生献给了长城，献给了在蓟镇地区保家卫国的事业。正是他这种舍生忘死的奋斗精神，滦河流域、蓟镇长城一带才有了一代和平的生活环境。戚继光实现了南平倭寇、北定鞑靼的宏图大愿，千古留名。
明末庚午之难，京东军民抗击后金英勇赴死，又是一曲保家卫国的慷慨壮歌。明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的军队从遵化和迁安的长城关口攻入京东，严重威胁明朝的都城京师（今北京）。后金军队先后攻占了遵化、永平（卢龙）、迁安、滦州，军民纷纷起来英勇抗击后金军队，誓死如饴。指挥遵化守城的顺天巡抚王元雅、遵化知县徐泽等壮烈殉国。永平知府张凤奇在永平城破时，将所有家资尽散百姓，然后服毒而死，他的夫人和其他眷属也阖门自尽。滦州知州杨熑在滦州城危之际，日夜巡视，洒泪明心，拔剑自刎。23其凛然正气，光照山河。
到了近代，这种保家卫国的传统，得到传承和空前发扬光大。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城抗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并建立“满洲国”。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国民革命军第57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何柱国号召“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为军人争人格”，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争夺战。回民营长安德馨率领两个班的士兵反击敌人，发誓“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一日不能过去”，士兵们深受鼓舞，奋勇当先，浴血西关，营长安德馨战死在西关清真寺。24由于敌强我弱，激战3天后，国军被迫撤出山海关。
山海关战役以后，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承德）。接着向长城各口进犯。长城各口先后展开抗战。1933年3月6日，日军进犯冷口，国民革命军139师官兵猛冲猛打，将敌人逐出冷口关。此后的时间里，双方在冷口展开拉锯战。但是，冷口的守军却得不到增援，4月份冷口失陷。
喜峰口抗战几乎同冷口抗战同时开始，坚守喜峰口长城一线的是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部。3月9日，日军的先头部队2000余人占领了喜峰口长城东北侧的山顶，29军37师营长王宝良在率部争夺高地中壮烈牺牲。3月10日37师兵分两路，绕道敌后进行偷袭，日军在睡梦中被国军砍死，炮兵阵地被国军占领，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29军还组成了大刀队，采用近战、夜战打击敌人。董升堂率领大刀队袭击三家子、前杖子两地的日军，敌人正在熟睡，大刀队犹入无人之境，刀光闪处，人头落地，熟睡的鬼子成了刀下鬼，日军闻风丧胆。25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在《颂五百大刀队》诗中盛情写道：
“飞机坦克尔何物，铜筋铁骨壮士颜。
坚甲利兵究何用，万夫莫开此雄关。” 26
但是自4月份冷口失陷以后，日军越过滦河，从喜峰口的后面夹击29军，29军被迫放弃喜峰口。喜峰口抗战虽然失败了，但是29军浴血奋战的精神和大刀队的威风，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上海热血青年麦新根据喜峰口抗战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唱响全国，家喻户晓，激励着中华儿女保家卫国。
与冷口、喜峰口长城抗战同时，国民革命军112师在同进攻古北口一带长城的日军激战3天，重创了日军。25师师长关麟征亲自率军出古北口同敌人接战，手臂负伤，不下火线。25师同敌人激战两个多月，歼敌2000多人，有力地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古北口失守后，转到南天门一带阻击敌人。中日双方在南天门激战两个多月。1933年5月，由于《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结束。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在长城抗战精神的鼓舞下，新的抗日救亡高潮蓬勃兴起。长城抗战是一首中国人民保家卫国、追求和平的赞歌。
在抗日战争期间，举国上下高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的保家卫国传统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被提炼锻铸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标志和象征。《义勇军进行曲》的世代传唱及其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1984年邓小平同志曾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把保护维修长城提到了“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高度，必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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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常念：《忠贞凛然 誓死如饴》，《滦河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第3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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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22日修改定稿）
（作者简介：王士立，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唐山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刘建国，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院副教授、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