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南北兴起的强大部落联盟——匈奴
来源：未知 时间：2007-01-02 11:56:00
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同样，滦河文化是由这个流域的各民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多方面的联系，在相互交往和融合中形成的。自古以来，滦河流域就是匈奴、东胡、突厥、契丹、乌桓、鲜卑、蒙古、女真等20多个少数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他们在推进社会发展、历史进步中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原来生活在滦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有的强盛了，有的在社会转型或与汉民族杂居中同化了，有的则在寻求生存的内力驱动和外力打击下，被迫远徙异国他乡。然而，培植他们生长的根系还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文明仍留在中华文明的宝库中，熠熠生辉。所以，我们研究滦河文化，就必须对曾经生活繁衍在这个流域各少数民族的兴衰有所了解，这是研究滦河文化不可或缺的课题。按照一届三次理事会上确定的21个专项课题，本文首先试就匈奴的兴盛衰亡略作考述。
一、匈奴的族源及其兴起的历史环境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淳维即夏桀之子，而夏桀则是夏朝的败国之君。史载，夏朝时从太康失国到少康复国，出现一段“中兴”时期。少康死，子季杼继位，称帝为“杼”，七传至孔甲。孔甲三传至“履祭”，便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暴君——夏桀。桀即位后面临“诸侯多叛”的历史局面，频繁出兵征伐，虽然战胜了有〓氏(今山东金乡境内)等东夷诸部，但连年征战已使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所以史书说“桀克有〓，而丧其国。”桀在位53年，苛政虐民，史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费堪。”②他宠幸有施氏之女妹喜，筑倾宫、瑶台，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桀对外征伐，对内施于暴政，百姓怨声载道。他曾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百姓指日咒骂他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在这种形势下，商族首领：“乘机起兵伐夏，败桀于历山(会山西省永济县东南)，桀败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而死，夏朝败亡。夏朝自禹立朝至桀，历14代、17王共471年。因为禹的后代是以所分封的国号为姓，计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冥氏、斟戈氏等⑤。淳维既然是夏桀之子，那么他的族属为夏后氏之苗裔无疑。
之所以称淳维是匈奴的先祖，是因为夏败亡后，他率桀的众妾及夏朝的残余势力逃到畎夷之地。畎夷是夏朝末年在西北高原兴起的一个部族。又称畎戎，主要活动在今峡西岐山西北地区。淳维及桀的残余部众杂居于畎夷之中，后组建一个新的部落——劳盲，又称劳鬻，獯鬻。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匈奴先祖。实际是匈奴部落联盟的嫡系。
匈奴部落联盟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獯鬻到头曼(匈奴第一个单于)很不稳定，《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早期历史时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离分散”。千余年间，他们无数次对外侵掠，又无数次遭受沉重打击，但都没有彻底摧毁它。商时，它被称作“方”、“邦”，经常骚扰和侵占商朝边境，掠夺边民财物，遭到武丁王的沉重打击；周时，被称为戎、狄，成为周之边患，周穆王派重兵征讨，戎、狄损失惨重；春秋时，齐桓、晋文之辈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抵御“戎狄交侵”，诸多戎、狄方国皆被中原各诸候王所吞并。大体到了战国后期，作为匈奴嫡系的獯〓，征服了鬼方、山戎、丁零及北部地区众多民族、部落而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才改称匈奴，并在头曼城始立头曼单于。匈奴的支族繁多，成分复杂，支族族源史书多无记载。
匈奴的诞生和兴起，有赖于有利的区位优势和历史环境。战国时期，匈奴加快了对周边部族的掠夺和侵占，漠南黄河河套地区和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均被其占据，政治中心在头曼城(今五原县一带)。这里依山傍水，气候适宜，黄河两岸一望平川，沃野千里，阴山上下“草木茂盛，多禽兽”，无论对畜牧业和狩猎，都具备优良条件。匈奴人利用这个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经济，积蓄力量，成为匈奴对外征伐的后勤保障基地。而此时，正是中原各诸候国互争雄长、进行激烈战争的时候，特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峙，争做中原霸主，无暇顾及北方地区的彼长此短。于是，匈奴乘机积极组织训练自己的军队，并以河套、阴山一带为基地，对周邻部族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吞并征服了上百个氏族和部落，组织成一个部落联盟。
头曼单于时，匈奴东弱于东胡，西比不上月氏，并不算强盛之邦。自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杀死其父，自立单于以后，才逐步强盛起来。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头曼单于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这是冒顿杀父的根本原因。冒顿逃归后，自制响箭，射杀其父，“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⑥”，继单于之位。他继立单于后就显示出深虑、坚忍和长谋，忍受了东胡的鄙弃和猥亵，蓄力待机。秦末，秦朝被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接着楚(项羽)、汉(刘邦)相争，中原大乱，冒顿乘机极力向四面扩张。他东击东胡、乌桓、鲜卑，西败月氏、楼兰、乌孙，北征丁零诸部，南并楼烦、白羊，基本统一了塞北。随后，他又率军越过长城，重新占据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并在阴山设立一个“治作弓矢”的军事手工业基地，拥有控弦之士30万。此时匈奴势力所及：北起贝加尔湖，南至阴山，东尽辽河，西逾葱岭，成为北方最为强盛的少数民族。
二、匈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
匈奴人长期过着“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畜牧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畜群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他们“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披旃裘”。主要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骡等。狩猎原是匈奴人早期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也培养了匈奴人的尚武精神和精于骑射的技艺。但是，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狩猎逐渐居于匈奴人经济生活的次要地位。
农业生产是匈奴人与中原各族长期交往中逐步掌握的。根据有关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证明，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在大漠南北以及匈奴统治的西域等地，都出现了农业生产，说明农业在匈奴的社会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匈奴人曾长期使用青铜器，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使用铁器。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匈奴墓葬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两把铁刀和两块器形辩认不清的锈铁。漠北匈奴墓葬出土文物中，也发现了属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铁制刀剑、镞等兵器和镰、铧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马嚼、铁环、铁钉等生活用品⑧。这些说明匈奴人当时不仅把铁器用于军事装备，而且应用于生产、生活领域。《史记》中也有匈奴人使用铁器的记载：说匈奴人的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就是带有铁柄的小铁矛。《汉书》“匈奴传”中说匈奴人有铁制宝刀名“径路刀”。
匈奴的手工业是与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开始，主要以制乳业、制皮毛业、制陶业为主，后发展有铸铜业和弓矢制造业等。公元前三世纪前后，铁器文化的发展，既推动了匈奴的畜牧业和农业发展，也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冶铁业的出现和发展。
匈奴社会经济的主体是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但远不能满足匈奴人的生活需要，他们还必须以畜产品和手工业品同外界进行交换，这就促进了匈奴的商业的发展。匈奴人十分重视与周边民族互通“关市”⑨。“关市”上交换的商品种类很多，有铜器、铁器、陶器、木器、黄金及丝棉织品等，包括了军事、生产、生活上的各类用品。
匈奴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奴隶是匈奴社会生产的主体。他们把奴隶叫做“赀”，即资产的意思。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匈奴一贯对周边各民族实行侵虏政策，无数次发动战争，掠夺人员和财物。从汉文帝三年(前177年)至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的100多年间，匈奴仅从汉朝虏去边民充当奴隶的至少在10万人以上，至于从其它各族，如东胡、乌桓、鲜卑、丁零等族虏去的人口更无计其数。匈奴通过战争，征服一些部落后，甚至把整个部落都变为奴隶。匈奴族内部也有因犯偷盗罪而被贬为奴隶的。奴隶被迫从事各种繁重的生产劳动：来自游牧部落的，则驱使他们放牧；来自农业地区的，则驱使他们耕种；长于手艺的工匠，则让他们从事手工业劳动。《汉书·匈奴传》上所载匈奴凿井、筑城、治楼都是利用汉人。诺颜山出土的匈奴铜、铁器，汉式铸造的很多，说明其工艺是出自汉族工匠之手。在匈奴政权残酷统治下，奴隶不仅遭受残酷剥削，而且还随时有可能当作祭品被殉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贵族死其近幸臣妾从死者至数千百人”，奴隶在匈奴的处境极其悲惨。《史记·匈奴列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就是说每年秋天，待马膘肥体壮的时候，匈奴贵族们在〓林举行大会，统计平民人口和牲畜繁殖，一方面按牲畜头数征服赋税，一方面核实可以编入骑兵的丁壮人数。敢于拔刀反抗的处死，有盗窃行为的，没收其全家为奴婢。有罪的，轻者压他的骨节；重者处死。可见，匈奴贵族政权对一般平民的统治也是十分苛刻的。
匈奴人的社会结构早期是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基本单位，但自头曼单于建立匈奴政权以后，氏族已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地域之上的社会组织，并逐渐形成世袭权力。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死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后，匈奴的最高统治权便集中由挛〓氏这一显贵氏族把持。单于之位或父死子继，或兄继弟及，其它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高官贵职，也由一些显贵氏族和家族世袭。匈奴的政权机构共分三部分：
一是单于庭，即首脑部，直辖地区位于匈奴中部；
二是左贤王庭，管辖地区位于匈奴东部；
三是右贤王庭，其管辖匈奴西部之地。
单于是匈奴及其政权的最高首领，匈奴语称“撑犁孤涂单于”，即“天子”之意。单于总揽军政大权。单于庭和左、右贤王各有分地，各在自己的管辖区内组织军队和实行统治。左、右贤王是匈奴东西两个地区的最高长官。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的左贤王为最尊贵，(想当二把手)。左、右贤王以下便是左右谷蠡王，他们也建庭于自己的驻牧地。谷蠡王以下则有左右大将、大都尉、骨都侯等24长；他们被称为万骑(万骑长)。24个万骑也各自置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这些都尉、当户、且渠等也都是带兵的，他们“各以权力优势、部众多少为高下次节。”《史记·匈奴列传》上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正反映了匈奴社会结构是生产、行政、军事相结合的组织形式。(10)
三、汉武帝北击匈奴和呼韩邪单于臣服西汉
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已伸延到现在的山西、河北北部(滦河流域)，是匈奴最为强盛时期。它的崛起，对西汉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汉高祖刘邦面对这种局面，极为重视。高祖六年(前201年)，汉廷把韩王信的封地移于太原郡以北，一方面让韩王信治理马邑(今山西省朔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御匈奴南下侵扰。就在这年秋末，冒顿单于率军南下，围攻马邑，面对强敌，韩王信投降。汉高祖刘邦十分气愤，亲率30万大军征讨韩王信。韩王信为了保全性命，遂逃入匈奴。汉军至平城，被匈奴40万大军包围在白登山(今平城东北)。汉军被围七天，粮尽援绝，形势十分危急。汉高祖采用陈平之计，派人对冒顿阏氏(yan zhi，单于皇后的名称)施以厚赂，汉军才得以脱险。平城战役之后，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也由于建朝之初，国力空虚，政局未稳，汉高祖刘邦接受谋臣娄敬的“和亲之策”，以宗室之女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赠予匈奴大量财物，双方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属匈奴，以南属汉朝。
汉高祖刘邦死后，由汉惠帝、吕后执政，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但是冒顿单于以强自恃，甚至以猥亵的文字致书调戏吕后。《史记·匈奴列传》记有：“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以匈奴和亲”。吕后受辱后本欲大动干戈，但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形势，没有取胜的把握，兵端再起，也势必影响汉高祖所定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虽然怒火埂喉，但强忍未发。于是自作调侃，卑辞复书，暂时缓和了汉匈矛盾，避免了战祸。但匈奴对汉朝边境小规模的侵扰从未停止过。是时，在西汉王朝内部，吕后衔恨而发，毒杀刘如意(高祖时太子)，〓害戚夫人为“人彘”，惠帝见此大哭得病，从此不理朝政，吕后得以专权。他违背汉高祖刘邦生前所订“非刘氏而王者”之约，先后封诸吕为王。诸吕当权，阴谋篡位，刘汉皇祚笈笈可危。西汉王朝无能力、更无心思应对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侵扰。
公元前179年，周勃、陈平主谋诛杀诸吕，迎代王刘恒回朝继承皇位，是为汉文帝。是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继立，称为老上单于。虽内部争夺权利，政局不稳，但匈奴并没有放弃南下的野心。此时，汉文帝推行“无为而治”，仍然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又以宗室之女为公主嫁给老上单于。但送亲的汉使中行说叛汉降匈，并唆使老上单于攻打汉朝腹地，致使西汉王朝一直处于战争威胁之下。为了休养生息，汉文帝不得不采取克制态度。至汉景帝时期，汉朝仍然一方面继续与匈奴“和亲”，一方面加强防备，储粟边塞，做反击匈奴的准备。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终于迎来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11)”的“文景中兴”局面。
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强盛，政局稳定。于是，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采取了根本性的转变，改屈辱性的“和亲”为军事打击，以巩固边〓(yu养马的地方)，开拓疆域。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有70多次，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
一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渔阳郡(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杀渔阳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李息出击。汉军出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至高阙(今内蒙古杭爱后旗北)，达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汉朝收复被匈奴占领的河南地，并在此设朔方、五原两郡，募民10万实边，把屯垦建设与军事守防结合起来，同时又修缮了秦朝蒙恬所设置的要塞和沿河的军事工事，对保卫长安是一有力措施。
二是元狩二年(前121年)2月，汉廷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数万骑出击匈奴。汉军过焉支山(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深入匈奴腹地千余里，俘获浑邪王子，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再率军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攻至祁连山，斩获甚众，“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暂首虏二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与此同时汉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氐、大宛，以公主嫁给乌孙王，拆散了匈奴在西方的后援力量，以切断匈奴的“右臂”，又在河西地区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一方面用以隔绝匈奴与〓族(居于今青海一带)的交通，另一方面也便于在河西地区及上郡、朔方、西河(今河套以南)一带实行屯田。至此，汉尽有从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经河西，直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淖尔)之地，并打开了西汉与西域的通道。(13)
三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入寇汉朝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一带)和定襄郡(今内蒙和林格尔附近)，杀掠惨重。汉武帝又派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步卒数十万，分道出击。卫青出定襄，深入塞外千余里，大破匈奴军，一直追到漠北〓颜山赵信城，(今内蒙古杭爱山以南)。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省蔚县)，深入大漠2000余里，至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兵临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而还。两路大军皆获胜而归，俘获甚众，并夺得了匈奴左地。汉军进击匈奴的同时，使乌恒族从匈奴控制下解脱出来，并协助汉军共同攻打匈奴，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左臂”。几经征战，匈奴主力损失殆尽，被迫远徙漠北，一时再也无力对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侵扰。汉朝在战争中损失也很大，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并做战略调整，由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御，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玉门，又从敦煌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淖尔)，以60万吏卒屯口戍守，加强防备。历30多年“漠南无王庭”，汉匈无战事。(14)
在西汉强大军事压力下，至昭帝元始初年(前86年)，汉匈关系趋向缓和，匈奴希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关系。狐鹿姑单于释放了被长期扣压的汉朝使臣苏武，以示亲善。至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4年)，狐鹿姑单于死，其子壶〓单于继位，然而诸王不服，纷纷自立为单于，形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争立的结果是在严重内乱和冲突中，五单于或败或被杀，最后郅支单于打败了呼韩邪单于，占领了单于庭和漠北广大地区。呼韩邪单于为了对付其兄郅支，乃率众到漠南地区，要求归附西汉，争取西汉王朝的支援。呼韩邪单于接受左伊秩訾“事汉则安，不事则危亡”的建议，排除匈奴宗室大臣顽固势力的反对，几次派使臣表示归汉之意。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他亲自到长安城对汉宣帝刘询“赞谒称臣”。汉朝优待他“位在诸候王上”，并颁给他黄金质“匈奴单于玺”承认他是匈奴族的最高首领，也表示汉天子对臣下的册封，在法律上确定了君臣名分，同时确定了呼韩邪匈奴政权在西汉中央王朝的藩属地位。由于漠北为郅支所占，呼韩邪单于暂时驻牧于朔方的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为时达八年之久，由汉朝派兵保护，以免遭受郅支的攻击，并不时接济大量谷米，呼韩邪的势力才逐渐恢复。郅支自料无力控制匈奴地区，更无法对付呼韩邪，乃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一带。
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北归漠北单于庭。临行时与汉朝签订了从此以后“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攻相诈”(15)的友好盟约。这个盟约反映了汉匈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再次来到长安。汉朝对他优待如初，送给他较前更多的财物，并根据他的请求，把宫女王嫱，字昭君(16)，嫁给他为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王昭君一个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请远嫁苦塞之地，献出自己的青春，这种奉献精神，令后人肃然起敬。汉匈这种友好关系保持了长达60余年。汉匈边境“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17)也为汉匈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四、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及其政权的覆亡
西汉中后期，汉匈之间恢复和亲友好关系，结束了150多年的敌对状态，形成了和平相处的良好局面。但王莽建立新朝后，对匈奴采取了歧视政策，又引起了汉匈连年战争，北境骚然。东汉光武帝九年(公元41年)汉派大司马吴汉等领兵进击匈奴，一年多并没有进展，而且匈奴更加嚣张，“钞暴日增”。东汉光武帝十三年(公元45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18)为使边民免遭杀掠，东汉王朝不得不把边民内迁，而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公元52年，遂至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公元53)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19)。”而在这时匈奴内部也正孕育着一场王位之争。单于“舆”的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按父死子立、兄亡弟继的世袭制，应充任左贤王。在匈奴，左贤王就是实际的单于王储。但是，舆想传位于其子，便把知牙师杀掉了(知牙师即王昭君之子)。当时统领匈奴南部的是单于舆之兄乌珠留若单于之子日逐王“比”，对此十分不满。单于更是心存疑虑，便派两个骨都侯监督“比”所统领的部队。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54年)单于舆死，他的儿子乌达〓侯继立单于。然而他短命，继位不久就死去了。之后，乌达〓侯的弟弟蒲奴继立为单于，日逐王“比”始终不得立，于是心怀愤恨。正在这个时候，匈奴境内“年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蒲奴单于害怕东汉王朝乘机攻击，遣使至渔阳要求与汉和亲。而驻牧于匈奴南境地的日逐王“比”，早已密遣汉人郭衡向东汉献出了匈奴地图，要求臣服于汉。日逐王比要求内服，得到了他所统领的八部四五万人的拥护。汉光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日逐王比遂率八部人众至五原塞，表示“愿永为藩蔽”。(20)匈奴八部大人共同拥立日逐王比为单于。因为日逐王比的祖父是呼韩邪单于，故袭用其祖父的称号，也称呼韩邪单于，东汉王朝答应了他的请求。自此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日逐王比又遣使到东汉京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请求东汉派使者到南匈奴监护，并愿将侍子入汉做为人质，重修旧约，即西汉时呼韩邪单于与汉宣帝签订的盟约。东汉让南匈奴单于入居塞内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附近)，并遣中郎将带兵屯驻西河郡，同时“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南匈奴单于每年遣送其子入京城奉奏，东汉也用大量钱币和财物相赐，双方关系十分友好。南匈奴部众入居塞内，分布北地、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居住(今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至包头市一带)。由于与汉人杂居错住，和平定居的生活环境，促进了南匈奴的生产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加之北匈奴人不断归附东汉，到公元90年前后，居住在塞内边郡的匈奴人，已达34000户，23万多人，比原来入塞时人口增加约五倍。
南匈奴归附东汉后，北匈奴的实力大为削弱，也曾多次派使臣向东汉表示臣服和亲。东汉王朝唯恐南匈奴反对，激化东汉与南匈奴的矛盾，因而没有接受北匈奴的要求，但答应可以互相往来，因而民间的“合市”贸易和文化交流始终未断。一次“合市”牛马交易可达万余头。然而，北匈奴蒲奴单于没有解决好内部民族间、各阶层间的矛盾，继续暴力施政，残酷统治，因而激起了内部奴隶和一些部族激烈反抗。史载，公元一世纪中期，北匈奴有十万落(户)“訾虏”，从漠北集体逃亡到今河西走廊一带，摆脱匈奴贵族的统治和压迫。这是北匈奴内部一次大规模的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曾长期被匈奴所奴役的乌桓、丁零以及西域各族，也都不断地对北匈奴进行武力反抗，力图摆脱北匈奴的奴役(22)。同时，在南匈奴内附东汉后，人们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人丁兴旺形势影响下，北匈奴人心思归附，许多人或明或暗纷纷南下投汉。从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起，北匈奴投奔东汉的人很多，如，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三木楼訾部落3万8千余人集体投汉；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以车利涿兵为首的73批北匈奴人，陆续归汉；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北匈奴58部20余万人，均先后入塞归附东汉。仅仅六七年间，由北而南投归东汉的北匈奴人，就达30万人左右。这说明北匈奴的统治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后汉书·南匈奴传》记有“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后，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这可能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就在北匈奴内部大乱的时候，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日逐王比)又乘机向东汉进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23)汉和帝采纳了南匈奴单于的建议，遂派大将窦宪、耿秉与南匈奴联军共击北匈奴，大破北匈奴军于稽落山(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南脉)，杀、伤、俘获甚众，先后接受归附的北匈奴人计81部20余万人。窦宪出塞3000余里，登燕然山(今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第二年，即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汉军又赶走守卫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市)的北匈奴军队，夺回其地。并派兵与南匈奴共出鸡鹿塞再击北匈奴。北匈奴单于受伤循逃，仅以身免。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大将耿夔、任尚出居延塞(今内蒙额齐纳旗)，与北匈奴军激战于金微山(今新疆阿尔泰山)，北匈奴军大败，单于携部分人众西逃至乌孙(驻牧于今伊犁河上游一带的部族)，又转徙康居(今中亚一带)，后又西迁。北匈奴在东汉和南匈奴联军连续三年的沉重打击下，其奴隶制政权全部瓦解。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建立匈奴奴隶政权算起，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了300多年。
北匈奴单于率众西走后，留居在漠北地区的北匈奴人尚有十余万落(户)，后来并入鲜卑，成为鲜卑族的组成部分，其地也为鲜卑族所占据。
西迁的北匈奴人逐渐由弱变强，终于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同时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匈奴人不仅逼迫着哥特人避入罗马帝国，甚至兵临罗马城下。他们不仅越过了多瑙河和莱茵河，势力直抵西欧，还于5世纪时，在多瑙河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阿提拉王国。它的出现对推动欧洲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牙利人与欧洲其它地方的人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音调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匈奴人西迁，中国史书语焉不详，留待详考。
五、南匈奴的民族同化和社会转型
南匈奴归服东汉后，成为东汉的“朝中朝，国中国”。南匈奴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捍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今宁夏自治区银川南)、右贤王屯朔方(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呼衍骨都侯屯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郎氏骨都侯屯定襄(今山西省大同市)，左南将军屯雁门(今山西省雁门关)，栗籍骨都侯屯代郡(今河北省蔚县)，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从东汉光帝建武二十四年(49年)，至汉顺帝永建五年(131年)的80多年间，南匈奴与东汉王朝维系了比较稳定的臣属关系。每年汉廷赠给南匈奴大量财物，并派兵保护。南匈奴也帮助汉廷防戍北疆，并多次与汉军组成联军进击北匈奴和鲜卑、乌桓等其它部族的进犯。其间虽有反叛离析者，但皆被汉军所平。汉匈民族友好相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相互影响，促进了汉匈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也促进了北部边境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南匈奴发生内乱，左部句龙王及右贤王合兵围攻西河美稷，(山西省离石县)，后又东引乌桓，西收〓、胡，骚扰并、凉、幽、冀四州。东汉王朝一方面遣兵帮助单于平叛，一方面为避免叛众过重伤民，又把原来分布在西河、上郡和朔方等地的匈奴人南移至并州(含山西全境、陕西、甘肃北部、宁夏自治区全部、内蒙古南部)中部的汾河流域，与汉民族及其它各族杂居错住，进一步增强了汉匈民族友好和融合。在与汉族长期交往影响下，匈奴人由单一的牧业经济发展至以牧业为主、兼有手工业、农业的多种经营；由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改为筑城、建房的定居生活方式，饮食、服饰等逐步汉化，甚至他们原来“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婚俗也逐步改从汉俗。到三国初期，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将匈奴3万余人落(户)分为五部，以匈奴贵族为帅，任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令匈奴人随其南征北战。这是自南匈奴臣附东汉以后社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至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改五部 帅为五部都尉，取消了南匈奴在东汉时给予的部落特权。一方面加强了对匈奴的控制，另一方面对匈奴的控制在社会结构上全面推行汉化，不再以单于统治匈奴。至此，社会结构的转型，加快了匈奴和汉民族同化的步伐。
匈奴民族的汉化，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后期。北方羯、氏、〓、鲜卑各游牧民族，纷纷逐鹿中原，先后在黄河流域和四川建立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然而，十六国各族统治者在政治上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在此之前，中原地区从来都是汉人的政治活动中心，从未有过胡人称帝中原的现象。在宗法制政治流炎正炽的魏、晋、南北朝中期，十六国各族政权要想立足和发展，必须从民族血统上认同汉民族，籍以标榜新朝的正统地位。于是，他们纷纷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族源依据，迈出了认祖归宗的步伐。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风起云涌的各族人民反晋斗争影响下，在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起兵，自称大单于，后又改称汉王，表示他是刘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307年刘渊正式称帝，国号汉，建都于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占据今山西、河北部分地区。刘渊建立政权之所以称“汉”，意在继承刘汉王朝的正统地位，表示汉高祖刘邦以宗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单于，其子孙皆系刘氏骨肉，虽非汉室嫡统，但因系“汉氏之甥”，加之其先祖曾与汉帝“约为兄弟”，秉“兄亡弟绍”之义，定姓“刘氏”，建立“汉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之事。还有匈奴人赫连勃勃，自认为是夏后氏之苗裔，建立夏政权，国号大夏，秉承禹夏之后。鲜卑人慕容氏先后建立前燕、后燕，〓人姚苌建立的大秦政权等等，都是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民族追溯为与汉民族同源异流的黄炎裔胄，标榜了新朝承接汉民族帝系的正统地位，大大推进了新政权的汉化。在此认族归根的潮流下，匈奴亦加速了与汉族的同化，直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做为显赫于中国北部及滦河流域的匈奴族，做为一个民族整体活动便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根系，是历史生命的记忆。匈奴在我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700多年，她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独特的游牧文化，有的至今仍被保留和传承。现在骑马用的马蹬，匈奴人发明后传入中原，被广泛应用。匈奴古时乐器胡笳和〓鼓，在历史上传播使用很广。东汉末年，曾在匈奴生活了12年的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说：“胡笳本自出胡中”，“〓鼓喧兮夜达明”。而现在仍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我国的内蒙古和新疆自治区。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流传下来的民歌却优美动人：“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是汉代大将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后，匈奴对失去阴山的无限怀恋。然而，这一古老的民歌曲式、主题和结构，至今仍在蒙古族丰富的民歌曲式中体现着。
匈奴，作为一个民族虽然消失了，但匈奴人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继续创造着我国的历史。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
注：
①《左传·昭公十一年》。
②《史记·夏本纪》。
③《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尚书大传》。
④《尚书·汤誓》。
⑤《史记·夏本纪》。
⑥《史记·匈奴列传》。
⑦《史记·匈奴列传》。
⑧参阅田广金《桃红马拉的匈奴墓》一文。
⑨参阅《史记·匈奴列传》。
⑩参阅《史记·匈奴列传》。
(11)参阅《汉书·刑法志》。
(12)参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51》。
(13)参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51》。
(14)参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51》。
(15)参阅《汉书·匈奴传》
(16)王昭君，名嫱，而汉元帝时宫女，称为明妃，亦作明君，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人，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她自请远嫁，被立为宁胡阏氏(皇后)。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后为后单于阏氏。参阅《汉书》、《后汉书》匈奴传。
(17)《汉书·匈奴传》。
(18)《后汉书·南匈奴》。
(19)《后汉书·南匈奴》
(20)参阅《后汉书·南匈奴》。
(21)参阅《后汉书·南匈奴》。
(22)参阅《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
(23)《后汉书·南匈奴》。
